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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〇

  上级答应他从川西文联脱身,原是要他去筹建一个更大的西南文联,贺龙去重庆前向他透露过。西南局这时下了调令,区党委通知他动身,却被他十分干脆地拒绝。理由是熟悉川西社会,想留下来搞创作。第二次调令下来,他不理,又来了第三次调令。他预感到如果走上西南文联的领导岗位,行政组织工作和他的创作的矛盾将会永远附在身上。对着好脾气的郝德青,他仿佛挣扎一样,滔滔不绝地说开了在川西坚持创作的愿望。郝不动声色,只讲了一句:“同志,这是西南局第三次调你到重庆啊!”他心一虚,垮了下来。

  这件事不知怎的传到了北京。两年后他被派与马烽一起赴东德访问,马烽开他的玩笑:“你连重庆都不愿去,大家还以为你不肯出国呢!”

  10月,邵子南到成都专程来接他,他只好将全家迁移。玉颀也不愿到重庆定居,大约就从这个时候起,她的身体逐渐坏下去,胸口疼痛潜伏下致命的病症。在山城,从西南局宣传部长张子意以下,大家都亲切接待他,好像事先商量好似的,谁也不曾批评他的无组织行为。西南局组织部长张际春知道他有胃溃疡病,在一次会前,还劝他多吃软食。因为事先确定了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是一套办事机构,西南文联在组建中也受市委的领导。所以市委宣传部长任白戈兼了文联主任,沙汀是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这正是再合适不过的搭档,而且艾芜已经在市文联里。同这两个朋友合作是令人愉快的。

  1951年我从川西文联调西南文联,又与沙老在一起。机关在新民街离“解放碑”不远的一座院子里,原是军阀的洋房,石头铺地,正中一幢三层楼房,旁边一个相连的院子还有座小三层楼。沙汀一家便住在这小三层的二楼,一大一小两间屋。沙汀夫妇住小屋,他岳母领三个孩子住大间,只杨礼不在身边,刚宜四岁,有个吴嫂管家。

  沙汀一直瘦削,嗓门很大,容易激动,吵架没心,人是正直的,毫不虚伪。四川人爱发急,爱摆龙门阵,幽默,他都具备。他对解放后的新鲜东西不能一下子接受,自己开伙,不吃食堂,对机关生活也不适应,总提出要去农村访问。

  黄玉颀这个时期参加工作,我们俩都在《西南文艺》编辑部,她做编务。她心情不好,“抗大”、“鲁艺”出身的,都成了干部,她却连党员都不是。人是很倔强、很自尊的,也会与人吵。但沙、黄两人的关系极好,夫妻吵架,最后总是他让她的。说起来这年玉颀还没到四十岁,她的微突的额头和笔直的鼻子还是显得那么高贵,不像是个钻了十几年山沟的女人。头发梳理得顺贴,发着光亮。说话的嗓音十分细小。对于许多沙汀的朋友,她是个娇美的女主人。但是渐渐地,她总在他耳边说,她对邵子南的倨傲很反感,有意见。

  这位与沙汀共事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兼文联党组书记,他们1946年便相识了。邵是《新华日报》的记者,也写小说,《李勇大摆地雷阵》是他的大众通俗作品,解放后一时在全国产生影响。邵子南直率,为人粗疏,在当时那种尊重“开国功臣”的环境里,他处处流露出以解放区有成就作家自居的态度,慢慢引起沙汀、艾芜的不满。

  艾芜这时已从张家花园孤儿院的茅草房里搬出,按理邵子南应当对他有个好的安排。可沙汀第一次分别拜访艾和邵的住处后,他的腹诽便开始了:艾芜住的楼房,房间昏暗而窄小,从写作环境上讲,比草房都不如。而邵子南的洋楼却是亮亮堂堂的。

  这究竟还是小节。邵与沙汀、艾芜最大的分歧是如何看待国统区的作家。邵主张首先加强思想改造,然后才能写作。沙汀强调让大家写,写出来如果不好,批评它就是“改造”。这里当然包含自己的一份心理:解放区作家由歌颂解放区到歌颂新中国,是顺理成章的,而自己从暴露旧社会急剧过渡到歌颂新社会,将放弃掉熟悉的生活、语言和思考方式,谈何容易呢。

  终于,在一次文联党组会上,沙汀婉转提出希望邵重视党外一些资深文化人,他还举了几种例证。不料邵大不以为然,两臂一抱,笑道:“这点责任我还撑得起!”

  这给沙汀的印象很坏,矛盾有了公开化的趋势。西南局宣传部发觉后,召集了一次党内会议,尚未解决党籍的艾芜也应邀列席。大家对邵子南自命不凡和主观主义当面进行批评。艾芜说他因为苦闷,曾经气愤得想自杀。沙汀谈着谈着,落下了泪。

  那时候,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这个“生活会”开得比较及时。邵子南犯的是普遍存在的以“解放者”自居的毛病,并不一定是他一人专有。他在创办通俗刊物《说古唱今》等一系列工作上,倒还是支持了沙汀的。邵子南在批评会后调离文联,去市委办公室出任新职。1955年末邵去世,他还写过悼念文章。

  他开始解放后最初的创作。《到朝鲜前线去》、《控诉》、《母亲》都是反映现实的,视点换成了城市,他不十分习惯。成渝铁路的修建是一件轰动全川、全国的大事,重庆市文工团石玺在创作一部多幕话剧《四十年的愿望》,他参与了修改、定稿。文化部很重视这部作品,曾调到北京的戏剧研究所由洪深老夫子指导加工。为了剧本没有正面反映部队对修筑成渝路的贡献,贺龙激烈地发过脾气。这个剧的命运比那个写石板滩平叛的剧本稍好一些,1952年9月正式上演了,但随后也就收了摊子。沙汀当时还不能思考其中的缘故,或者就是思考了,也会认为现实斗争是伟大的,主要是作家的思想还跟不上。

  他比较能体会的是身处领导岗位,创作欲望不得伸展的苦恼。当时,著名作家都被安排公务,是一种信任。艾芜被任命为重庆市文化局局长,后兼市文联主任。李劼人当上了成都市副市长兼川西文联副主任。组织上还准备安排他作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文化部副部长。

  艾芜的局长、主任纯属挂名,一天也没有真正做过。但重庆郊区搞土改试点,艾芜却马上参加了。1952年去北京进行文艺界整风学习后,因为全国工业建设铺开,艾芜主动要求去鞍钢体验生活。沙汀对老朋友软件“抵制”的一套办法实在佩服,但他做不到。他接了工作只会认真去做,虽然他的写作欲望与艾芜是旗鼓相当的。他心里对艾芜还有些不解:怎么能那么痛快地离开四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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