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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1934年暑假,我与周扬同居,住在上海霞飞路华龙路华龙里。楼下是山东人开的食品店,专卖给白俄吃的酸黄瓜、大“列巴”。我这个家,沙汀是第一个知道的。

  开始只有他来,以后立波从苏州反省院放出来,我才认识。沙汀穿长袍、西装裤,瘦瘦的,冬天围条围巾。他年纪大些,老成持重,能出主意,爱摆龙门阵。他们家与我家是患难之交。周扬对外讲是做编辑的。在上海,一个编辑家里,每天四角钱的菜金,再不能少了,少了,就要受街坊邻居的怀疑。所以没有菜钱便问沙汀借,还有杨潮。沙汀家一个月五十元就够了,日子过得还很好!他告诉我诀窍,我学不来,我不会用钱,不能做“经济专家”。可是沙汀也常常没钱,有时,他会掏出仅有的一元钱,跑到弄堂口胭脂店去破开,分我四毛,这样可以开门买菜,别人看我们生活正常。这对地下工作最为重要。

  1936年,我生第一个孩子米米,在霞飞医院。医院很小,我住在二楼大房间里,是自己走上去的。沙汀来看过我。黄玉颀送我她孩子杨礼穿不得的旧毛衣,可我不会打,是她帮我拆了,织成米米的第一套毛衣裤。我等于是他们的妹妹,生孩子、抚养孩子,都是向黄玉颀讨教的。他们还给我一本书,但书也解决不了问题。黄玉颀不高,长得很端正,性子急,爽快,是沙汀的娇妻。他俩的结合,据我知道是反封建的结合。结合得再好的家庭也会有矛盾。

  从1934年上半年沙汀写的小说《孕》来看,这可能与黄玉颀第一次流产前后的家庭生活有关。那种少年夫妻之间才有的爱恋气氛,因为出现了增添家庭新成员的前景而引起的经济上、事业上的恐慌;由于夫妻间性情不完全相同,而常有争执所产生的烦恼,统统呈现在这个自叙式的小说里。四川人的性格是不怕硬的,沙汀遇到黄玉颀发了脾气,他总是退却。他比她大,“礼让”是应该的,所以就跑出去,跑到大兴坊十一号辛垦同人群居的生活里去,但那里无休无止的争论也不美妙。

  沙汀是不愿多说空话的人。有时他觉得周扬写那么多的理论文章,也是空话太多了,不如做些实事。在他心目中,写小说是做实事。但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危机”。他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老人》这类小说,虽然在“左联”内外受到赞扬,他写写也写不下去了。他内心的艺术之神召唤他,写自己最了解的人物,用融化在他笔下的外国短篇小说的结构与笔调来述说。可这与“左联”提倡的“大众化”又不相合。在1934年至1935年间,他创作的停滞也酝酿着创作的新生。《人物小记》、《一个绅士的快乐》都带有一种过渡的性质。《人物小记》发表在1934年初。

  一个故乡人物的生动速写。听觉、触觉特殊灵敏的瞎子,“尖刻”、“韧性”有余的性格,预示着他未来小说一连串“狠人”型的人物。这是他家乡记忆中最早跳出来的类型。用手指钳住银元吹口气,送到耳边去,用牙齿咬,把铜元摔到台子上去听声,以及爱钱如命造成儿子的被“撕票”,放印子钱和讨帐时的滚地撒泼,等等,都是他从小在安县街上看惯了的。各种人物跑来,用他们的性格细节组成一个新的人物,把一个人物立住了,随着变换时空补叙、夹叙有关他的“传记材料”:这种写法构成了他未来小说的“雏型”。为了一段山地的争执,被用铁绳子套了颈项看管一年,终于胜诉,这便是西山农民吴麻子故事的变形。走遍城内所有屠架,挑来拣去才买四两肉,还要争执两次添搭。买一个小钱的胡椒,是没有磨过的整粒,用嘴嚼碎吐进肉汤里去,这简直是《儒林外史》不动声色的讽刺笔法。此篇人物的可笑性远远压倒了阶级压迫的内容,或者说削弱到微而不计的程度。他内心还是不安的,于是——

  1934年6月,发表了《一个绅士的快乐》。

  勾勒肖像画的手法隐退,一个绅士奸占农妇、欺辱农民的故事,加重了阶级压迫主题,但在这个也属于初期的故乡小说里,显得很不协调。男女人物都有安县原型。城外南塔有一个女人,在全县几十里内闻名。她的丈夫本是个叫化子,岁数大,长相也很难看,女人年轻风骚,与许多人明来暗去,包括与一个银楼的学徒相好。后来这个家“发”了,当然便有各种关于如何发家的传闻。杭州船女“乌花姐姐”的名字,使沙汀产生联想,压下这个女人风骚的一面,加重她的男人遭欺辱的一面。关于绅士的好色,使他想起故乡这句促狭的话:“看见石头缝也想插一下指头呀”,构成了“左联”小说要求的农民的愤怒。结尾是个愤怒的尾巴,故乡农民被他“美化”。与沙汀其他作品不同,他很少写“性”,这里却留下故事所需要的性描写。当时杜衡看了也觉得特别,拿去便在《现代》发表了。可从来没有被收入过集子,表明他对它的多方面的不满。

  《巫山》、《好吃船》、《喝早茶的人》在《申报》发表,转入对四川社会风俗的描绘。但还没有想好,政治上的要求和小说艺术的美如何谐调。突然把童年印象与1931年秋出川船上所见,写成了小品散文。小幅的形式,较易调度,也显示了他创作上处于探索的过程。

  创作上的苦恼解决不下,“左联”内部的宗派纠纷却日益严重。沙汀、艾芜都卷在其中,情景是相当难受的。这时,省一师高三班的同学萧寄语在济南教书,他想搞创作,却一直未得其门。这个人独身,租的房子有空余,多次来信邀艾芜去山东,并述说那里的环境安静,不会像上海这样干扰写作。艾芜天生不惧怕飘泊,他对上海已经厌烦,写不出东西的痛苦更深,便决定前往鲁地。

  1934年12月,艾芜携新婚才五个月的妻子,摆脱了一切,经南京去济南。沙汀去送行时,艾芜还一再劝说他,无论如何,你也到山东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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