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9月间，怀着对蒋介石反动统治强烈不满情绪的钱昌照，正准备赴英国讲学。在他逗留香港期间，刚好遇上他的旧友、中共地下党员、著名的电影导演张骏祥。钱向张评述了自己的境遇，表达对局势的悲观态度。张即将这一情况告知夏衍，夏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汉年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当即指示夏衍：这是一件大事，赶快通过张骏祥约钱昌照谈谈，尽可能劝他留下来，不要去英国，更不要去台湾，将来可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与此同时，潘汉年又将这件事向中央作了汇报，请示对钱昌照的工作方针。不到一星期，潘汉年收到周恩来的回电，电文指示他们劝钱昌照留在香港，并明确指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我们希望资源委员会的工程技术人员都留在大陆，为祖国服务。经过工作，这位委员长终于下决心选择了自己的方向，为资委会成功起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这之后不久，潘汉年又从情报系统获得了有关资委会现任委员长孙越琦的动态。孙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实业家，是年10月，他在南京召开了资委会本部至重要企业主要负责人会议。会上，他谈了中共在解放鞍钢后重视知识分子的事例，要求大家今后坚守岗位，保护财产。会后，资委会财务总负责人季树农找到潘部留在上海的情报人员，也是他的堂侄季崇威，向他谈了十月会议的情况，季向刘人寿作了汇报，刘即将这一情况转报了潘汉年，潘对此作了有关指示。此后，潘汉年又在香港会见了资委会负责人，与他们进行了恳切的谈话，鼓励他们争取起义，并与他们一起讨论了如何对待国民党的搬迁措施。
后来，孙越琦等就这样硬顶软拖，终于使起义获得了成功，将资委会的全部财产和档案完整地交给了人民政府。当蒋介石得知资委会所属在南京的五大工厂一个也没有迁走，全部留给中共时，曾长叹一声，狠狠地说：“孙越琦拆烂污！他不迁厂，又骗了我的钱（指搬迁费）唉！”争取上海海关副总税务司长丁贵堂起义，是潘汉年将统战、情报工作有机协调统一起来的又一个成功的例子。丁是旧中国很有名望的海关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政府官员，他在旧海关工作了30多年，但一向坚持中国人的立场，从不卑躬屈膝，委屈求全。“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海关发动爱国捐献运动，给十九路军、东北义勇军以及冯玉祥、吉鸿昌等华北抗日部队以大量经济援助；1937年，他积极参与了中共领导的反对日本接管海关的“护关”斗争。上海沦陷后不为日伪所诱惑，不畏强暴，始终保持了民族气节。期间，他曾动员海关职员，从海关同仁基金会中拨款2万元，支援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1948年底，淮海战役业已结束，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逃往台湾，旧海关人员人心惶惶，特别是高级华员都看着丁贵堂的行动，以抉择去留。就在这时，丁毅然派他的外甥陈琼瓒去香港找夏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夏衍了解到丁在海关很有威信，而且为人正直，只要丁下决心，起义是完全有把握的，便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报告。据夏衍回忆，潘汉年听后喜出望外，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于是当天就向中央请示，并得到周恩来的明确指示：只要把全部档案和物资保留下来，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贵堂任关长，起义干部职工原职原薪不变。这样，事情就很快解决了。
后来，丁贵堂又与中共代表李正文等正式接洽，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和支持下，胜利完成了上海海关起义，完整地保留了100多年的档案和一笔可观的库存，特别是保留了许许多多爱国的有经验的职工干部，为新中国的海关事业作出了贡献。潘汉年以统战、情报双管齐下的策略，开展争取和策反工作，远不止上述两件事情。比如国民党政府所属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香港员工的起义，也主要是通过潘汉年情报系统做工作的。“两航”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航机构，不仅拥有大小飞机近百架以及其他巨大资产，而且掌握着蒋介石的空中交通的命脉，被称之为国民党“天之骄子”中的“骄中之骄”。抗战胜利后，中共通过各种渠道，做“两航”的工作，潘汉年一开始就参与此事。1946年，潘汉年通过中航业务课长何凤元等开始做中航上层领导工作。解放战争后期，潘汉年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下，与李克农等进行了大量细致周密的起义准备工作。“两航”后来在其负责人刘敬宜、陈卓林带领下，在香港宣布起义，并取得成功。这件事不仅给国民党政府以沉重打击，而且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又如1948年12月16日，国民党空军直属第八大队中尉飞行员俞勃驾驶B24式重型轰炸机在南京起义，驾机飞往石家庄解放区。这次起义是由中共南京市委的地下党组织策划，通过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协助，由上海的秘密电台进行一系列联络后举行的。这是第一架从国民党首府起义的飞机，对国民党震动很大。尤其是俞勃起义前几个小时，蒋介石还亲自为包括俞勃在内的几十名空军飞行员进行了晋级授勋仪式，谁知俞勃竟是一名中共秘密党员，还策反了另外3名机组人员一同起义，难怪蒋介石知道这一消息后，气得直叹气。
在这一时期，潘汉年还通过他的情报系统，先后与桂系首领黄绍竑、粤系首领黄琪翔、滇系首领龙云等会面，做他们的工作，向他们介绍中共的统战政策，鼓励他们与蒋介石决裂，并取得成效。另外，潘的情报系统甚至还开展了对汤恩伯、孙科、杜月笙等的统战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没有结果，但潘汉年为此奔波所付出的心血，所作出的贡献，均已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解放战争后期，由于中共在香港的一部分负责干部如林平奉调东江根据地，章 汉夫、连贯则北上天津，潘汉年实际上成了中共在香港的最高领导人。这样，他肩负的担子更重了，工作也越来越繁忙，正如夏衍所说：“假如一个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时间来折算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五年的工作。”
最繁重的工作莫过于护送各民主党派人士去解放区这件事。
1948年4、5月间，中共中央根据战争发展的整个形势，为了彻底推翻蒋介石政权，加速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发出了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5月1日，毛泽东致电“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提出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希望“民革”、“民盟”与中共共策此事。毛泽东在电报中建议由“民革”、“民盟”和中国共产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声明，以为号召”，并表示他将委托潘汉年把他所起草的联合声明草案“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汉年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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