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从来自各方面的消息，特别是来自与新四军各部对峙的日伪军活动的种种迹象表明，日伪有可能对淮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为此，时任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把潘汉年找来，要他对宁沪两地的情报网系作出新的部署，尽快搜集这方面的情报。潘汉年与有关同志经过磋商之后，便向饶漱石建议，由他自己直接去一趟敌占区，以重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并进一步加强和李士群的联系，交换一些情报。在取得饶漱石批准之后，潘汉年便带着交通员何荦，于3月下旬离开根据地，再次潜赴上海。一到上海，潘汉年先与负责电台工作的刘人寿取得联系，了解了在他于1942年11月离沪之后的上海情报工作情况，随后便约见了胡均鹤，提出要和李士群见面。胡告诉他，李士群目前不在上海，而在苏州，说要和李见面，只有到苏州去。
第二天，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乘火车到达苏州后，便迳直来到李士群家里。但李家里人称李士群到南京去了，说有事可直接到南京去找他。
究竟该不该去南京？胡均鹤、李士群的葫芦里究竟埋的是什么药？潘汉年一时无法判断。不过，出于对此次南下要完成的任务考虑，潘汉年还是决定去南京一趟，以便会见李士群。
不料，潘汉年到了南京与李士群见面后，李却突然提出汪精卫要接见他。李说：“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到了这个时候，潘汉年才知道李士群、胡均鹤预谋的真正意图。他们用欺骗的方法，让胡将潘汉年带到南京来，然后挟持他去见汪精卫，从而一方面显示他李士群有能耐，另一方面则借潘汉年这位著名的中共代表来为自己向汪精卫邀功，使汪对他更加倚重，也让他当时在“与周佛海的矛盾斗争中多获得一点筹码”。
事情到了这一步，请示汇报吧，已经来不及了；断然拒绝吧，显然不是明智的做法。因为如果这样，很可能会激怒李士群，使他在汪精卫面前丢了面子，李“翻脸扣人”倒并不在乎，但联络李士群，从他那里搞到敌伪情报，证实有关“扫荡”根据地的确凿消息，就必将落空。经过短暂思考，潘汉年决定再次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冒险去闯一闯。
对于汪精卫的过去和现在，潘汉年既有较为清楚的了解，又是十二万分的蔑视。
汪精卫此人，名兆铭，字季新、季恂，精卫是他的号。其祖籍在安徽婺源（今江西省），后迁至浙江山阴（今绍兴），历经明清两代，其父游幕广东番禺（今广州），即寄籍于此。由于得风气之先，汪精卫于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在反清革命的舞台上，曾慷慨悲歌，有过“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语，为时人所称颂。大革命初期，他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政策。1925年3月孙中山弥留之际，起草孙的遗嘱，增加了政治资本。同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又被推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极力表示革命，被视为国民党左派领袖。
1927年春，正当北伐军胜利进至长江流域，革命向纵深发展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不到3个月，那个言必称改组精神，文必举联俄联共的汪精卫，因为屈服于内外反动势力的压力，又惧怕工农运动的发展，终于露出了杀机，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与蒋介石殊路同归，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到了内战的苦海里。此后，汪与蒋之间在国民党政坛权力之争中，时而剑拔弩张，唇枪舌剑；时而杯酒言欢，厮守共枕。抗战爆发之初，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参议长的汪精卫，却被日军的气焰吓破了胆，从一个民族失败主义者迅速颓变为一个民族投降主义者。1938年秘密逃离重庆，公开叛国投敌，在南京建立了伪中央政权，坐上了“傀儡王”的交椅。
当年，潘汉年曾对这个反共魁首作过无情的鞭挞；今天却要去会见这个人人皆曰可杀的大汉奸，这既是在李、胡挟持下的被迫行动，也是情报战线上不可避免的偶发事件，更可以看作是潘汉年在特殊使命的驱使下所进行的超乎常人的勇敢而大胆之举。对于这次会见，尹骐作了细致的描述，他写道：
“当天下午，潘汉年由胡均鹤陪同驱车前往汪精卫的公馆。他们都已事先安排好了。首先是由汪的秘书长陈春圃出面接待。在客厅坐了不大一会儿，汪精卫便从楼上下来，他和潘汉年握手之后，便坐下来开始谈话。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最后，汪又对潘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最后也对汪说：‘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和汪精卫的会见和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在描述了上述情节之后，尹骐不无感叹地继续写道：“谈话本身当然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但重要的无疑是会见和谈话本身的政治性的特点及其影响。且不说国共两党后来在这次会见和谈话问题上所作的一些文章，仅就潘汉年个人而言，这次会见和谈话后来就成了他的政治生命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离开汪精卫公馆之后，潘汉年仍由胡均鹤陪同，离开南京返回上海。在上海，他又与李士群见了两次面，并在四川北路一座日本军官公寓里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作了一般性的交谈。在这期间，潘汉年还与刘人寿等商议了敌占区和淮南根据地的交通和联络问题，对沪宁地区的情报工作作了布置和交代。
4月初，潘汉年返回淮南根据地。
不知是出于对饶漱石的不信任，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潘汉年在向饶汇报时，只谈了上海的情报工作以及关于日伪军“扫荡”计划暂时还不会有大动作等情况，而将与汪精卫会见一事隐瞒了下来。对潘汉年当时的动机和心态，陈修良的见解比较公允。她说：
“潘认为此事并非损害党的利益，不过是一个工作问题，无关大局。他回到根据地后，本来准备向华中局饶漱石汇报此事，但由于看到“抢救运动”中乱整人的错误，他怕说出来会见汪某的情况，会被严重怀疑而又无法解释清楚，因而没有把此事向党报告。后来他到延安，也由于同样顾虑而未汇报此事。一个党员对党不坦白，当然是一个错误，但这同‘秘密投敌’，却是风马牛不相关。”
再说李士群自潘汉年走后不到半年，因误食了日本人的半只有毒的牛肉饼，于1943年9月9日在苏州家里暴死。于是以潘汉年和李士群为主角的情报战至此收场。但在这场持续了4年之久的情报战中，与汪精卫会见一事，对潘汉年是一块特大的心病；对中共党的组织，却是一个尚未揭开的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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