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沪上层爱国人士的安全撤离一事，中共中央一直予以极大的关注。1937年10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就致电潘汉年，要他协助宋庆龄等人撤离上海去香港，潘汉年立即将电文送到宋庆龄那里。后因宋庆龄尚有一些重要工作需要处理，暂时无法离开。11月12日，即上海沦陷的这一天，毛泽东、张闻天及时指示潘汉年和刘晓，上海失守后，救亡运动将更为困难；公开的救亡团体应准备转入秘密状态，党的秘密工作应有新的布置，严防敌人突然袭击；干部要重新分配，工作方法要有转变。来电特别提到：潘汉年应完全转入地下。
夏衍上述回忆中的那次会议，就是潘汉年落实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的一个重要步骤。随后，潘汉年又收到毛泽东、周恩来有关催促宋庆龄速离上海去香港的电文，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员李云向宋庆龄作了转达。12月23日，宋庆龄在新西兰友人路易 ·艾黎的陪同下，乘坐德国邮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在郭沫若、沈钧儒、邹韬奋、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相继撤退之后，潘汉年才松了一口气。
1937年12月25日，潘汉年事先让人给夏衍送去一张开往香港的船票。这艘“凡提伯爵号”的法国邮船，停泊于公和祥码头，等到夏衍上了船，驶出吴淞口之后，才发现潘汉年和他乘的是同一条船。潘汉年把安全让给了他人，把困难和危险留给了自己，也留给了他的战友夏衍。夏衍对潘汉年的这种安排也表示感激，这对战友加兄弟的患难之交，就这样撤离了“孤岛”。
两人抵达香港后，先去拜访了当时在港的廖承志。廖向他们转述了周恩来的电报指示，周恩来要他们到港之后，一定要争取《救亡日报》在穗公开出版。但必须注意社内的党组织不和当地的党组织，即中共广东省委发生联系，暂时不吸收新党员，有事即由夏衍和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单线联系。有难于解决的问题，向廖承志、潘汉年请示。周恩来还明确指示夏衍仍任《救亡日报》总编辑，用此合法身份和当时从欧美回国途经广州的中共党员及爱国人士取得联系。
这样，夏衍旋即奉命离港赴穗复刊《救亡日报》，潘汉年在香港稍事安顿之后，于1938年2月初赴汉，向中共长江局汇报前一阶段他在上海所进行的各方面工作，并听取有关今后工作的指示。中共长江局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对他所作的努力作了充分的肯定。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还打算派潘汉年到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做郭沫若的助手，遭到CC系骨干、时任该部秘书长张厉生的反对，张以潘“色彩太红”拒绝了这样的安排。1个月之后，潘汉年奉命从武汉返回香港。
就在这时，党中央决定建立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并指定廖承志、潘汉年为办事处的负责人。
于是，潘汉年协助廖承志，再次挑起了类似上海“八办”主任的担子。
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就设在香港著名的皇后大道18号，为了安全起见，对外挂上粤华公司的牌子，以经营茶叶批发生意作掩护。
皇后大道18号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接收海内外华侨对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游击队的捐助。据潘汉年回忆，当时广大华侨之中，“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抗战以还，年余有兹”，“是以捐款成绩，值数千万元”。这批捐助的款项及有关物资，包括药品、医疗器械、救护车等，都在廖承志与潘汉年的具体指导下，由办事处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共同协作，通过武汉、重庆，及时转运到抗日根据地，送往艰苦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健儿那里。
办事处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当时，国共两党关系比较融洽，时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的是老同盟会会员、首批中华革命党党员之一的吴铁城。此人在国民党内素有“铁老”之称，他从追随孙中山到追随蒋介石，成了反袁（世凯）、反赤活动中的风云人物。抗战爆发之初，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潮裹挟下，他对中共人士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1938年4月，经夏衍等建议，潘汉年和廖承志赴穗拜访了吴“铁老”。吴设宴公开招待，并利用舆论工具，大肆宣传。吴的用意是想利用中共及其进步人士的合作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塑造自己热心抗日事业的形象。但潘汉年与廖承志的用意，则是通过吴铁城的合作，使驻港办事处更好地履行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推进华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和统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果然，在潘汉年和廖承志拜访吴铁城之后不久，广东军方实力派人士余汉谋也派人前来联络。此事由余部负责政工的谌小岑出面，通过左翼文化人士左恭找到了潘汉年和廖承志。为扩大中共的政治影响，从团结、争取国民党上层人物共同抗日的大局考虑，潘汉年与廖承志不但亲自登门拜访了余汉谋，还拜访了时任广州市市长的曾养甫。谌小岑和曾养甫都是CC系中当时参与国共合作谈判的国民党方面的牵线人，也是潘汉年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这几次会见，在香港和广州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然，统战工作，尤其对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并非轻而易举。有些事情不仅复杂而且棘手。有一次，与潘汉年在上海特科时有过情报关系的胡鄂公找上门来，胡当时的身份是孔祥熙的政治经济顾问，孔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其子孔令侃因主持扬子公司干了许多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丑事，而其妻在三十年代就曾利用蒋家王朝政权的力量，称霸中国股市，大发横财，弄得声名狼藉，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为了挽回颜面，给人以“积极抗战”的形象，由胡鄂公献计，要孔令侃出面宴请潘汉年、廖承志等中共在港的头面人物，好借此宣传一番。
潘、廖当然明知孔氏此举的用意，但又不能完全予以拒绝。因为当时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还没有得到孔祥熙的行政院正式承认，如果加以拒绝，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对中共都没有好处。基于上述考虑，双方见了面。事后证明，潘、廖的决定是正确的。不久，潘汉年奉命返回延安时，孔氏还派人来与潘联系，不仅向潘保证在经济方面利用救济、补助等名义给边区政府以一定的支持，而且还交给潘汉年直接与孔祥熙联络的密码。至于孔家向潘提出所谓疏通中共的宣传机构问题，潘则表示回去可以向上级反映。后来，潘汉年在回延安途经武汉时，即将孔氏的意见和要求向中共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作了汇报，由李向中央报告。同时，潘还将那份密码交给了李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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