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 周恩来”
此信进一步坚定了张学良与中共合作的决心。
潘汉年在西安逗留期间，心里一直惦念着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一方面，他需要时间说服张学良与陕北红军的联络，争取张学良对中共的支持；另一方面去南京谈判的任务也不能拖延。为了不使南京方面因得不到及时回答而产生疑虑，潘汉年给张冲发了一封密电，说明自己逗留西安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不日即可南下，将中共中央的有关信函转交南京当局。张冲收到电文后，不等潘汉年同意，立即赶到西安，通过潘汉年姐夫路宝宗与潘汉年会晤，探听中共方面的态度和条件。张冲听了潘汉年的有关介绍，先行离开西安。10月14日，潘汉年乘上了南下的列车，离开西安去上海。谁也没有想到，潘汉年此去竟与张学良成了千古之别。
行程途中，潘汉年考虑到国民党官场那套行文惯例，南京方面对中共信函的讨论回复必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途经徐州时，即打电报给张冲，要他去浦口火车过轮渡时接他。车到浦口后，张冲带了助手杜桐菽找到潘汉年，潘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的信件面交他，要他代为转交南京当局。潘汉年表示自己不在南京等待回复，直接前往上海，等南京方面有了消息，再相约联系。并将上海方面的联络地址告诉了张冲。本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汉年此次南下宁沪，是同陈果夫、陈立夫他们商谈“双方负责谈判代表之地点与时间”的，作为“联络的代表”，“不负任何谈判责任”。然而不久，中央扩大了他的活动范围和所负担的使命。就在潘汉年离开西安的同一天，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汉年为中共谈判代表。
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完全取决于当时形势的变化。早在1935年底，鉴于日本的侵华战争步步升级，美英与日本在华利益的冲突越来越尖锐，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他通过多种渠道，对苏联和中共进行政治试探。当时国共间的接触主要有以下几条途径：一条是通过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的关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联系。这条途径，由潘汉年担任主角；另一条途径是通过陈立夫交给他的下属曾养甫、谌小岑，与周小舟、吕振羽相联系，后来直接与陕北发生关系；第三条途径是通过在南京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的左恭介绍，找到上海地下党的关系，由上海地下党派张子华以长江局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同曾养甫会晤；第四条途径则由宋庆龄牵线，派董健吾去陕北直接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联系。
自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国以来，通过上述渠道，中共与南京方面接触频繁，保持了谈判的良好势头，中共中央才决定让潘汉年去南京，为国共两党高级领导人进行正式谈判铺平道路。不料，正当事情仿佛顺利进行的时候，蒋介石突然中途变卦。原因除屈服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之外，最主要的是蒋介石于10月间用收买和分化的手段，搞垮了粤军陈济棠，解决了两广事变，于是有些忘乎所以，以为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另一方面他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是因为处于困难境地而急于同他妥协的权宜之计，因此蒋采取了军事压迫与政治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继续调集军队“围剿”陕北红军，一面仍由曾养甫出面，再次邀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谈判。
10月8日，中共中央表示：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飞往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由于蒋介石对谈判缺乏诚意，并大举进攻苏区，在这种情况下，两党高级人员的谈判已无法进行。14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出去，由在上海的潘汉年为代表，同国民党方面作初步谈判。21日，周恩来将此决定通知正在西安的张子华，要他电告曾养甫、陈立夫。
这样，潘汉年就成了国共谈判桌上中共方面的最高代表。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由陈立夫充任。当时，陈正在洛阳见蒋介石，中共中央即致电张子华，转告潘汉年或“去洛阳会陈立夫，或者去南京等陈立夫”。11月9日，潘汉年只身赴南京，当晚会见张冲，张表示歉意，说陈立夫此时已在上海。张冲与陈立夫通过长途电话，约定潘于当晚乘夜车离开南京，到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会晤。
1936年11月10日早晨，列车抵沪后，潘汉年在张冲的陪同下直接驾车前往沧州饭店，会见了陈立夫，并将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交给了陈立夫。周在信中首先表达了对于“双方负责代表具体谈判事，迄今未得复示，不胜系念”的心情，接着提出质问：“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胡军入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并指出：“内战不停，一切抗日准备无从谈起。”周对两陈寄以厚望：“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议，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信的末尾，周恩来向陈介绍了潘汉年的任务：“现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及时间（汉年同志是联络代表，他不负任何谈判责任），到时希赐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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