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从莫斯科到宁沪杭
一、“柏林”首唱主角
1935年9月下旬，潘汉年“绕道间关”，抵达莫斯科。在这里，他又用了“柏林”的化名。
莫斯科这时正云集着一批中共要人。他们中间除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及主要负责人康生外，还有比潘汉年大约早来半个月光景的陈云和曾三、饶漱石、孔原、李立三、滕代远等，当年与他并肩战斗在中央特科的欧阳新、吴克坚、王子春等也在此地，潘汉年感到分外亲切。由于陈云、潘汉年的到达，使得莫斯科的这批中共要人更多地了解了国内的斗争情况，特别是红军长征与遵义会议的情况，引起了他们的普遍关注。
潘汉年与陈云抵至莫斯科之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经闭幕，他们便列席了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会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总报告，再次对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论述。10月2日，潘汉年与陈云等出席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
在参加党的活动的同时，第一次出国的潘汉年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种种情况都感到新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系统地了解有关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情况及其思想路线、方针策略等，潘汉年曾到列宁大学中国班短期学习；为了进一步了解和体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先进经验，潘汉年不放过一切机会，参观访问了莫斯科等一些地方，开阔了眼界，丰富了阅历。
潘汉年这次莫斯科之行一个最深刻的感受是，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从共产国际的文件中，特别是从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中，清楚地看到这样的事实：共产国际已经纠正了自身长期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正式提出了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后来潘汉年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转折关头，成功地运用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与他得“风气之先”是有密切关系的。
根据共产国际新的策略方针，中共代表团经过集体讨论，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经共产国际同意后，《八一宣言》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这是中共阐述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重要文件。它号召全国人民在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关头，“无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以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的发表，是中共策略方针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在全国各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935年，是国内局势发生剧烈变动的一年。日本侵略者继占领我国东三省以后，又染指平津，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华北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恶化；日本无止境的侵略欲望严重地威胁了国民党的统治地位，美英等西方国家与日本之间在华利益上的冲突进一步加剧，加之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在修正，并明确表示，只要中国的内战停止，国民党政府能够采取积极的抗日态度，苏联准备予以支援。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坚持内战、坚决反共的顽固立场开始有所松动。据陈立夫回忆，他曾向蒋介石提出与中共接洽一事，蒋介石也表示：“中日战争既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蒋介石悄悄地伸出了向中共联系的触角。南京国民党政府驻苏联武官邓文仪的活动，就是蒋介石联系中共的一条途径。
邓文仪，字雪冰，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10月，邓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3月，他随共产国际代表团回中国。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他投靠了蒋介石，并受到重用。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及国民党军队师、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31年冬在蒋介石授意下，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成立，他又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1932年后，他积极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剿共”战争，曾主编《“剿匪”文献》。邓文仪虽追随蒋介石，但也非尽心尽职。
1933年，时任航空署署长的徐培根火烧飞机场，蒋介石派邓文仪去调查，徐培根拿了8万元出来，对邓文仪说：“飞机场的失火事件确是我有意纵火的。我单对你说真话，我挪用公款去交易所，本想赚一些钱，不料一次次蚀本，累积到二三百万元，无法弥补，所以只好放火，把挪用的款子作汽油、飞机机件、机场设施等报销。造假报销的钱除送交易所和我用去外，只剩下这8万元。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你收这8万元代我弥补过去；另一条则是你不收这8万元，我就一枪打死你，然后开枪自杀。你如据实报告，我就有性命危险，同是一死，不如请你陪我一死，做鬼也热闹些。”邓文仪在徐培根的流氓手段面前吓慌了，就把8万元收下，事后报告蒋介石说：“飞机场因汽油太多，储藏不密，天热蒸发而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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