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1928年初《幻洲》尚未被封禁之前，潘汉年就与叶灵凤商议，为坚守革命的宣传阵地，进一步扩大影响，在办好《幻洲》的同时，再创办一份《战线》周刊。倘若《幻洲》有所不测，“说话的机会总该有一个”。这样，《幻洲》被查封之后，很快又于4月1日推出了《战线》周刊。在《战线》周刊的开场白中，潘汉年堂而皇之地写下了如下一段文字：
“现在《战线》周刊已经与读者诸君见面了。而我们的《幻洲》半月刊却已被当局认为‘反动’而明令禁止出版，是我们意料中的事。可是没有想到在我们目中认为《幻洲》副刊的《战线》没有出版之前，它就被人宣告‘寿终正寝’！好吧，现在的革命者，自有他们的权威，砍下万千青年的脑袋尚不费吹灰之力，禁止小百姓的出版物，赐以‘反动’二字，还怕你不消灭下去吗？然而，他们自有他们的权威，我们自有我们的热血，你看吧，我们的《战线》又在这里开场了。”
末了，潘汉年再次声明：“我们甘愿顶着反动的罪名跑上战线去冲锋，不能目视敌人猖狂而退缩，我们甘愿牺牲在权威的枪炮之下，不能为了个人的苟安偷生而做忠顺的奴才。”这些强烈的措辞，义无反顾的革命立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又一次刺激了反动当局，也正是由于办刊宗旨明确，《战线》一如《幻洲》，它继承了《幻洲》的战斗精神，又以更为成熟的较之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的政治理论水平，留下了不少令人赞叹的笔墨，也决定了它与《幻洲》一样的结局。在出到第6期时，5月26日，国民党上海警察当局以“攻击国府”的罪名，使这份刊物遭受厄运。从《幻洲》到《战线》，从“置身营幕”到“听车楼主”，潘汉年经过了大革命风暴的洗礼，经过了实际斗争的锻炼，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他终于革心洗面，原有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态度，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激进性、盲目性，受到了冲击，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一个跳跃式的转变。当然，潘汉年还得继续经受实践斗争的磨砺。不过这段时间的长足进步，为他在不久后走上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岗位，奠定了基础。
三、模特儿：三个飞云
还在《战线》周刊创办之前，1928年1月11日，潘汉年和他的“老搭档”叶灵凤还合作创办了另一份刊物——《现代小说》月刊。
纵观三十年代潘汉年所留下的各类文字，毫无疑问，他的杂文是最有影响、最富于战斗力的，因而也最能反映他在创作上的成就。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内，他在小说创作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收获。如果说，他的战斗的杂文，是投向敌人阵营的一把把匕首，一杆杆投枪的话，那么，他的小说则是一面面镜子，一根根标尺，既透视了社会，也透视了他的内心世界；既衡量了别人，也衡量了自己。按照潘汉年当时的想法，他创办《现代小说》，是“为了真实地、诚恳地，为了自己，也可说为了旁人”，“在小说上作一番重负的努力”。
《现代小说》的创刊，标志着潘汉年在小说创作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潘汉年小说的处女作，是他在1925年《语丝》半月刊第2卷第35期上发表的《“苦哇鸟”的故事》。如前所述，《“苦哇鸟”的故事》是潘汉年力图从事民间文学的初步尝试。不过，创作这部小说还有另一个动因，即潘汉年为给他在北京的Y妹，“做一个永久的纪念，并且借此度过今夜为后日与Y妹别离而愁恨的时间”。
Y妹实际上就是潘汉年的表妹。1925年初夏，已经与许玉文结了婚的潘汉年，得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去了一趟北京。因为他的表妹中学毕业了，要到北京去考学校，姑母不放心年轻的女孩单身远行，便写信让潘汉年送她去北京。潘汉年向中华书局请了半个月假，专程伴送表妹赴京。这使潘汉年十分高兴。原来，潘汉年与她表妹从小青梅竹马，情投意合，虽然遵父母之命结了婚，但在感情上一直恋着这位表妹。在潘汉年离开宜兴到上海来之后，他和这位表妹依然不断地书信往来，互相倾诉心中的思念之情。到北京后，他们俩一起玩耍，几乎形影不离，卿卿我我，如痴如迷。但他们追求的只是一种单纯的精神恋爱，事实上双方都受着家庭、礼教的束缚。这给潘汉年留下了长时期的伤痛。
潘汉年的小说，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特点，就是描写自我，透过细腻的描写，不难发见他自身的经历和真实的思想感情。1927年10月，潘汉年以亚灵的笔名，在《幻洲》半月刊2卷2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苦杯》的小说。小说以情书的形式，描述了一个受了“轻微创伤”、从前线返回后方就医的年轻革命者飞云失恋后的痛苦。飞云在住院期间，在45天的时间里，给他“亲爱的倩影”写了12封信，发了3个电报，但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未能收到倩影的一封回信，因此十二万分的悲伤与惆怅。虽然，飞云还留恋着“那些共患难的同志们”，留恋着“驰奔疆场，出入枪林弹雨中，做那毁灭这个黑暗世界的工程，和用我们的鲜血在洗刷人间丑恶的义务”的战场生活，却又不能不饱尝“绝望”与“悲哀”的失恋这杯“苦涩的圣醇”！《苦杯》小说中的飞云与倩影，实际上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潘汉年和他的表妹。文中说，他们“已经二年没见面了”，而从《苦哇鸟的故事》到《苦杯》的发表，正巧时隔二年之久；文中说飞云是个有妇之夫，但飞云没有把自己的妻子当作妻子看待，这种貌合神离的关系也是潘汉年与许玉文夫妻关系的写照；文中说飞云“脚上的创伤并没有全好”，事实上潘汉年从前线回来之后，他“双足溃烂未愈，整天与药膏纱布为伍”。这篇小说中的飞云对爱情有执著的追求，但一旦失恋，便自卑自弃，心灰意冷，“象无期徒刑的囚犯，等候大赦的来临”！
1928年1月，潘汉年在《现代小说》第1卷第3期上仍然以写情书的形式，发表了《苦杯》的续篇《小叙》。《小叙》的主人翁飞云在与倩影，这位自己的表妹加情人隔绝了五十多天的音息之后，得到了一个在故乡W城一次“一天半的小叙”。事情是这样的：那天，飞云终于收到了倩影的信，说她在19日傍晚抵达W城，望飞云如约前往。此时，飞云腿上的创伤虽然尚未全好，但他还是“告别医院”，回家之后瞒着自己的妻子，按时乘火车赶到W城，在倩影住的旅馆里见了面。他们有“话不尽的衷肠，说不出的私怨”，“在这竟夜相思之后，不下是喝了圣玛丽亚的圣醇！”小叙给他们带来了“意外的幸运”，带来了“如何甜蜜”的回忆。不过，在这次相逢时，他们互相坦白了自己的怯弱。飞云承认自己“不能毁灭人世加之于我们的桎梏”，只能“为别人牺牲自己的幸福”，因而结了婚，这样“不但害了她（指自己的妻子。笔者注），断送了我自己，更深深的连累了你！”倩影也直言相告：“我预备着牺牲”，因为她深爱慈母，“她要我走上这条牺牲大路”，她只好“尽了我为人子的责任”。因此，他们只能用“不尽的泪泉”，去咀嚼对方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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