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听车楼主”
潘汉年又回到了上海。
此时的上海，依然为严重的白色恐怖所笼罩。“四·一二”大屠杀使宝山路三德里已经面目全非了：“小伙计”们经营的创造社出版部已改为江南书店，搬到了北四川路；潘汉年称誉的“象徘徊陈列着山珍海味的厨房里一般”的通信图书馆虽然还存在，但此时已关上了大门。然而，使潘汉年得到安慰的是，在这场劫难中，《幻洲》的其他几个“小伙计”有幸免难。非但如此，他们还对潘汉年寄以无限的思念，在第一卷第十一期上有一篇题为《本刊迟迟出版的声明——并纪念失踪的汉年》的文章，就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真挚的战友之情。这里且摘录两段：“3月1号，第9期《幻洲》出版时，汉年已经离开上海了。那时正是革命军预备收复东南，打倒孙逆传芳，汉年此去，就是到南昌去从事军队中的工作，到4、5月中，蒋介石坐镇东南，汪精卫偷跑到武汉；于是武汉派与沪宁派遥遥相对，你骂我诋，武汉派骂沪宁派反革命，沪宁派骂武汉派为破坏国民革命之共产党之流。谁是谁非，一般目光短浅之青年，顿时彷徨歧途，不知是从。汉年就在这个时候，行踪不明，不知去向。
“大概因为沪汉间裂痕之鲜明，看不过孙中山先生手创之国民党，被人家你剖我切，好象一块肉骨头抛下，一群狗相争，大有非我不足以吃肉骨头之概。汉年生情憨直，好管闲事，说不定就在这个时期中，悠悠他往，去过他的漂游生活去了。”文章写到这里，作者还提心吊胆地怀疑，潘汉年是否已不在人世间了。因为“清党”、“分共”期间，只要告发有什么共产党之嫌疑，“岂不是几个小脑袋，立刻成为6月里的西瓜”，文章表达了其他“小伙计”思念潘汉年，并为潘汉年的安危担惊受怕的真情实感。
很快，潘汉年找到了叶灵凤他们，大家异常高兴，并决定继续过去的宗旨，再唱《幻洲》，仍由叶主编上半部《象牙之塔》，由潘主编下半部《十字街头》。
大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严酷的战斗洗礼，在潘汉年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留下了沉痛的伤痕。他的思想认识水平有了一个飞跃，他不仅从大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更从大革命的失败中醒悟到更多更深层次的道理。革命是一条艰巨弯曲之路，革命的胜利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甚至要以流血牺牲作抵押。正因为如此，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动荡年代里，才会有严重的分化，既有不屈的斗士，也有落伍的懦夫、叛党的鹰犬，还有许多人徘徊于十字街头，他们更需要激励和帮助。为此，潘汉年经过许多个不眠之夜的深思熟虑，在《幻洲》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闪光的杰作《我再回上海》。文中写道：
“悠悠的岁月，在咱们昏昏不甚清楚自己生活似的中间，又飞过去八个足月。在1927年的今年我个人的生活史上平地添上这八个月的灰色、刺激、苦厄、病痛和流浪逃避的生活，颇足我将来余暇的细细回忆未亡的中国。在这八个月中，也开拓了一页复杂、剧变与黑暗中的残酷的历史。八个月以前，在黑暗中企求光明，在苦厄中希望乐趣，在压迫中要求解放，到现在——八个月以后，所有的希望，都成了梦影，依然在黑暗、苦厄、压迫的道路上挣扎！这个，不是环境的错误，我以为是咱们自己认错了‘时代’。”
从这段文字中，不难发现这时的潘汉年，不仅对政治形势有着较深邃的洞察力，并一改昔日那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新流氓主义”的文风，潘汉年显得老练了。更可贵的是，他还从失败的教训中，去寻找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是一个革命者对人、对事，对自己乃至对革命事业负责的崇高思想境界。正因为有了这种思想境界，他才敢于检查自己过去的“错误”，向自己的“错误”开刀，这也就为他此后不久更好地促进左翼文化界大团结，奠定了思想基础。对此，姜德明先生曾著文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果说大革命失败之后，一批原来充满了幻想的青年作家，能够清醒地观察现实，并善于总结经验，检讨自己，初步掌握了辩证法的斗争艺术，而提出一些比较正确的主张，我以为潘汉年同志可以作为其中杰出的代表。他这期间发表的政论和不可以数计的小品文也都是积极的、健康的。”
《我再回上海》一文的发表，可以说是潘汉年步入文坛后从政治思想到文学艺术发生转轨性变化的一个标志。
潘汉年回上海后，宝山路三德里这地方不能再呆下去了。
1927年9月间，也是潘汉年和叶灵凤合编《幻洲》快一年的时候，他们搬到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间临街的楼上。说楼房，实际上是楼梯旁的一间小屋，即上海人谓之的“亭子间”。在当时，上海滩上有许多文坛名人都曾经在这样的“亭子间”里发表过力作。虽然这里如潘汉年所描述的“局促得简直连腿也伸不直”，但经过他们“略加布置，室内较完整一些，不相知的朋友们，以为我俩是资本家的儿子，岂知我们连包饭都不够资格，更说不上雇娘姨自己开火仓。钱少的时候，到隔壁去买个面包，就好混过一天”。
潘汉年自宜兴到上海后，慢慢养成了一种穿西装的习惯，他压根儿不喜欢穿长衫马褂，也不愿穿上被人指责为“赤化”的中山装。西装革履，是他衣着上的一个特点，也为他日后对敌斗争带来了方便。由此缘故，不相识的人还以为潘汉年是资本家的儿子，熟识的朋友，则戏称他为“小开”。“小开”在上海话里，即为资本家的儿子。于是，“小开”之名，就在这“亭子间”，在这颇为寒酸的日子里，被叫出了名。对此，潘汉年并不介意，他默认了，并且堂而皇之地以“小开”、“开”、“小K”、“K”等代号发表文章，甚至发展到后来在向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汇报的文书上，也署上“小K”这个代号，这是后话。
潘汉年他们住在此地，尽管日子过得寒酸些，但自己却觉得实实在在很有乐趣。因为“沿马路的楼房，空气和光线的确比较往常惯住的亭子间或过街楼好得多”。又因为霞飞路是当时一条十分繁华的商业街，终日熙来攘往，车声嘈杂，非常热闹，“沿马路的关系，车声是彻宵达旦不停止的”。于是，潘汉年就给自己的住处，取了一个风雅之名，叫做“听车楼”，并以“听车楼主”自居，还以“听车楼主”的笔名，发表过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
“听车楼”的主要特点是听车声，潘汉年对昼夜听车声自有一番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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