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被诊断为胸十一、十二椎压缩性骨折的小勇疼得一路上呻吟不断，他后背上肿起的那口“大锅”也着实吓人，所以，我们一进医院，抢救人员一下子全奔小勇而去。而我忍痛托着脖子，在后面慢慢蹭着往医院里走的时候，并没有人来招呼我。待坐在我对面的女医生询问我哪里不舒服时，我只能细声细气地告诉她：“我脖子疼。”已全然不是平日嗓门不小的我。因为大声说话会震动得我的脖子更疼。
女军医一听我脖子疼，二话没说就带我去照了Ｘ光，接着就再也不让我自己行走了。我坐上了轮椅，被推进了病房。在这之前，医生极力想找到一个我在深圳的熟人。正值清晨，人们还没有上班，我又不知道我们接待单位的各位熟人家里的电话号码，只知道当时世界华文作家会议正在深圳的一个宾馆召开，我认识的作家张贤亮也参加了那次会议。
当时我对自己伤势的严重性并不知情，但张贤亮正在我就要被推进电梯送往病房前碰到了我。在电梯口，他嘱咐我要配合医生治疗，安心养伤。当天，正是那个华文作家会议结束的日子，张贤亮当日就要返回北京。至此，我已明白自己再也没有可能赶回北京给儿子过生日了，只好托张贤亮给我的好友倪美玲带个口信，委托她暂时帮我照顾一下两个孩子。倪美玲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是我人生之路上深深信赖的挚友。我还托张贤亮替我带回在深圳给儿子买的生日礼物。
我当时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院方一定要立刻找到一个我的熟人，我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和张贤亮说了些什么，但张贤亮回到北京去见倪美玲的时候，虽然说我只耽搁几天就会回来，但却交给了小倪二百块钱，作为孩子的生活费。如今的二百块钱似乎不算笔大数目，但在八十年代中期，那差不多是我三个月的工资了。我重返北京已经是半年以后了。后来，我从没为那二百块钱向张贤亮说过一句客套的话。对危难中相助的感激之情，我已铭记心中，说出来，反倒俗气了。
在那场车祸中，我被摔成了第一、二颈椎的齿状突骨折。
人的脊柱由三十三块短骨构成，除第一和第二颈椎以外，均由椎间盘来连接相邻的两块椎骨，惟有第一、二颈椎是由像颗牙齿形状突出的被称为齿状突的骨头连接的。而中枢神经系统的组成部分脊髓，则被保护在椎管里。第一、二颈椎部位的脊髓，主管着人的呼吸和心跳。
半年后，当我能搭乘飞机回北京继续治疗的时候，北京骨伤研究所的专家说，我这类骨伤，轻则高位截瘫，重则呼吸心跳停止，当场死亡。他们曾不解地问，为什么我却没有任何“运动障碍”？
我告诉北京的医生，我至今仍能活蹦乱跳地活在人世，实在得“感谢”文化大革命。“文革”中，除了《毛泽东选集》和《农村医疗手册》以外，无书可读。而我又有个不看书则不能入睡的毛病，所以，作为催眠书，我翻烂了两本《农村医疗手册》，对急救伤员的常识和插图还有些印象。虽然我后来得到了来自美国的两种颈托，但在我受伤开始直到躺在病床做“颈椎牵引”这段不短的时间里，使我免于一劫的，多亏了我用双手给自己圈成的“土颈托”。“文革”禁书的“歪打正着”，令我无意中学到了多年后得以自救的“医学常识”。否则，假若我果真高位截瘫了，不但我的人生将不堪设想，我的孩子也将因此有着不是我期望的命运。
站在骨伤研究所陈列着人类头盖骨标本的玻璃柜前，我沉思了许久。人的生死往往仅存在于千钧一发的偶然之中。我与那颗无名氏头盖骨之间不过一步之遥，差的只是一口气。我活着，是因为还有着一口气，他死了，是因为缺了一口气，而人世间的许多恩怨，又只是争那一口气。生命的脆弱往往是常规状态下的人们始料不及的。我仿佛突然超脱了许多。
后来，我在北京做过一次“核磁共振”。照出的片子中，脊髓是十分醒目的一条白色。只见一条整齐的白色上，在第一和第二椎的位置，有一个小小的豁口。我想，豁口大了大约就是高位截瘫，白条断了，则是呼吸心跳停止，当场死亡。像豆腐脑似的脊髓，竟承担着如此重大的生命职责！
在深圳华强医院，我坐着轮椅，被推进了一间单人病房。我的主治医师是郑万春。我躺在病床上被剃了光头。作“颈椎牵引”的时候，我脑后的外伤根本没顾得上缝，连麻药也没顾得上打，郑大夫就用电钻在我的头盖骨上钻了两个至今摸起来仍十分明显的洞，接着，又在那两个洞上钩住了一个二十五公斤重的大铁锤作牵引，把我“钉”在了病床上整整二十五天动弹不得。
不言而喻，面对高位截瘫和死亡的威胁，预防断了齿状突的第一和第二两椎再给脊髓造成更大的损伤已成了生死头等大事，所以，施行脑后外伤的缝合术和打麻药等举措与否，在中国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因为不会危及生命，自然就不能置于考虑之列了。
这场车祸对我或许是“在劫难逃”。我有一位年长的中医朋友付大夫。他除了医道之外，似乎还精通点别的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在我离开北京前往深圳出差的前夜，已经都深夜十二点了，突然有一位李姓姑娘骑车从东四家中赶到我与两个孩子在朝阳区三里屯的那间栖身之所。李姑娘是付大夫的亲戚，专程来替付大夫给我传话的。那时，付大夫准备从兰州调往深圳，正在北京办事。李姑娘转告我，付大夫说，我必须取消第二天的深圳之行，绝无任何商量的余地！但是，面对着半夜奔波而来的李姑娘，我不能只凭着付大夫没头没尾的一句话，就“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电视节目靠团队运作，各工种缺一不可，况且，飞机票又都在我的手上，虽然我过意不去李姑娘为我深夜奔波，但我也只能告诉她，不行，我明天不能不去深圳。同样困惑的李姑娘只是说，付大夫让我说什么也得找到你，不能让你去深圳。
当我被牵引在华强医院的病床上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临来深圳前夜的这段插曲。深圳新技术发展公司护理我的朋友们帮我找来了付大夫。他一走进病房就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要不是你现在已经落到了这个地步，我真想“扇你”！但他仍然没有泄漏“天机”。虽然我明白不能间他缘由，但我确信这场车祸回避不掉，因为事发之前，我的职业道德使我绝对做不到“临阵脱逃”。
这时，护理我的朋友们也说起了在我们出车祸前一天的怪事。大军前往广州前，一位在香港的似乎也精通点什么的朋友突然打来电话，让他出门时务必戴上一副眼镜，据说惟有如此才能确保平安。而当他次日行至广州一座桥头恰巧发生了一起有惊无险的车祸，他得以安然无恙。
或许冥冥之中确实存在着许多我未知的领域？或许人的祸福和命运果真有个定数？或许这不过是个巧合？我敬畏各类神明，因为我不明就里，始终不敢妄加非议。
虽然“颈椎牵引”顾及了保全生命的头等大事，但随之而来的则是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齿状突骨折之后，我已体会过断骨碰到了神经的剧痛，而被“钉”在病床上的二十五天里，由于始终得维持平躺着动弹不得的姿势，又增加了脑后未经任何治疗的外伤因压迫而造成的疼痛。那是一种持续的剧烈疼痛。
《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对李奶奶说：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而我有了这次疼痛垫底，今生今世不论什么样的疼痛大约也都能对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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