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伊他们并没有把李杰信当作“外宾”，也没再把他称作“李博士”，而直呼“老李”，就像对待年长的同事一样，甚至在李杰信面前并不刻意回避满嘴花哨的“国骂”口头禅，听得李杰信经常开怀大笑。
“老张”、“老李”之类的称呼，在台湾，只被用来称呼工友、店员或传达室的门房等员工，而李杰信却十分理解在大陆被称为“老李”所意味着的亲切和信任。他曾感慨地说，丰富的物质生活有时如同嚼蜡，你们这样才是真正在生活。他还说，如果中国的年轻人都能像你们一样努力工作，中国还能不强吗？
自从请李杰信吃完了西安的大西瓜以后，每天的行程结束，不论我们是检查一天的录像质量还是凑在一起“侃大山”，虽然李杰信一直很喜欢和我们在一起，但他并没有引起我太多的注意，直至有一天他从大雁塔兴冲冲地归来。
那天，我们正在西安的宾馆里录制我与王赣骏的对谈，李杰信从外面突然窜了进来，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似地向大家报告：“我看见大雁塔啦！”他说，他过去只是从教科书上知道大雁塔，今天终于见到真的了。
一个古迹竟能让一个人兴奋到如此程度，是我前所未见的。自此，李杰信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感触颇深。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既为自己对大雁塔等中华历史文化精髓的无动于衷而深深自责，又对李杰信那种漂泊海外的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故土深深眷恋的情怀有所领悟。后来，《故乡乡》第三集解说词的结束语，“古往今来，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不管走到哪里，他们总是忘不了自己的根，忘不了这块土地”，就出自我那次感受。
从踏上北京的那一刻起，李杰信就没有忘记他此行的使命。在北京，他与航天部国际司陈雪明首次提及了开展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的设想。与我们熟识起来之后，他又把促进中国科普的愿望，告诉了我们。
哪一个中国人不希望中国能够繁荣富强？哪一个中国人又不知道中国的未来将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我们都热情地希望中国能成为世界上第二十二个参加到NASA“零星搭机”计划中的国家。我们应该为中国的孩子们创造更多的机会。
为了真正达到科普的目的，我们建议李杰信要充分意识到媒体的威力。于是，除了美国促进中国科普协会和中国宇航学会以外，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和《科技日报》等单位，日后都成了两届“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的主办单位，为发动中国青少年参与活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王赣骏到苏州扫墓和去杭州游览的时候，李杰信没有与我们同行。他得去南京大学做一个演讲。
在杭州下榻的那天晚上，摄制小组像往常一样又聚集在胡琤和付思的房间侃开了“大山”，我突然一反常态，失去了兴趣。我退出了正热闹着的“侃大山”行列，回房休息去了。刚一进门，电话铃就响了起来，居然是李杰信从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
人生竟如此神奇，仿佛冥冥之中有位神明在指示着我必须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特地去等待李杰信的这通电话一样。
此行，得知李杰信将离队单独去南京讲学的消息，我便打了电话请江苏电视台代拍素材，并请李杰信将素材带回。虽然李杰信是以此作为由头给我打的电话，但是，一个人生地疏的海外来人，竟能如此准确地在我们刚刚住进的饭店找到我，令我十分惊讶。李杰信在电话里说，那个晚上，他一定要设法找到我。不用说在一个多小时的长途电话中他还会和我聊些什么，单是这一举动，一切则不必言传，我已读懂了他的心意。
两个星期来，李杰信和摄制小组的伙伴们，也成了很好的朋友。每天晚上，在胡伊、付思的房间审看一天所拍的录像带时，他总和我们在一起。大家一边紧盯着监视器的屏幕，一边听着胡伊和付思的“对口相声”。那是一天最轻松自在的时光。
最后一站是上海。我们住在锦江饭店。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的招待会后，第二天，王赣骏一行就要回到美国去了。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九日晚上，我们仍像往常一样，在胡琤的房间里审看素材。李杰信买来了啤酒、饮料和零食，有点“告别宴会”的意思。这是李杰信在中国最后的一个晚上。黑夜过去，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他就要走了。
或是儿时在泰国家中窃贼入户的无助和恐惧仍深藏心底？或是幼年母亲在泰国家中落寞心情留给了我太深的印象？那时，她常哼的是一首曲调悲伤的东北民歌。成人后，虽然我已经生活在了自己的土地上，但异乡的生活常常被我想象得十分苍凉。于是，我总把海外中国人的心境想象得失落和寂寞，就像母亲悲凄的《月牙五更》一样。我为李杰信将重返异国感到忧伤。
我知道，人们怀念一个地方，常常是和那里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回到洛杉矾以后，李杰信在给摄制小组的信中说：“就是因为有像你们这样的朋友，去中国才像回家一样。”
在最后那晚的聊天中，李杰信说，在美国，如果变动工作能使事业有更好的发展，人们是绝不肯放过那个机会的。他问起我何以不接受深圳的聘用？
原来，早在我满脑子正焦虑着节目结构的时候，李杰信已经从付思那里知道了我的婚姻状况。他对付思夸赞我们摄制小组认真的工作态度和愉快的工作气氛，但付思告诉他，别看大伙表面上都这么高兴，其实，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苦经。历数到我的时候，他知道了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的原因。付思还告诉他有人想聘请我去深圳工作，但我没有答应。
确实存在着深圳新技术发展公司到北京聘我之事。如果十三、四年前我接受了聘用，我大约就是中国早期“下海”人士的一员了。
回答李杰信的问题时，我如实谈到了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的现状。我的儿子刚刚进入北京五中，我的女儿是我的校友，在我小时候读过的府学胡同小学上学。儿子也在那里上过小学。我说，他们现在都是北京市重点学校的学生，我不受聘的原因之一是孩子的教育问题。那时的深圳刚刚从保安县农村拔地而起，教育质量一时还不会赶上北京。
审看完工作录像带，时间已经很晚了，各自回房休息。在走廊上，李杰信问我：“我们能不能通信，你告诉我你的经历，从你出生写起。”我答应了。
我怎么能够不答应又将回到异乡的李杰信的愿望呢？他已是我值得信赖的好朋友。我也深信自己将是帮助他实现“促进中国科普”梦想的一个很得力的人。
此后，在马将军小院，我开始了“两地书”的日子。夜深人静，往事浮上心头，落在笔下。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往来的信件加起来大约有五六百封。正如李杰信所说，我从出生开始写起了自己的故事，那与中国大时代命运紧密相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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