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十年有余，我再也没听到黄湖和吉沙尔的消息，但我没有忘记在返回北京前夕，黄湖向我提出的问题：“你说，华侨有没有祖国？”
青少年时代越南排华的经历，回到祖国在“文革”中的境遇，移民法国后二等公民的感觉……我忘不掉在谈起那引人深思又令人心酸的话语时，黄湖所流露出的悲凉神情。
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黄湖和吉沙尔又做了些什么，也不知他们是否还继续保持着对中国的热情？
一九八四年，为纪念中国民航成立二十五周年，我和胡琤一行跟随江平的机组前往美国和英国，拍摄了专题片《我们的机组》。
以江平为机长的机组和乘务队是个可爱的集体。我们的摄制小组也是个可爱的集体。那是一次极为愉快的工作之旅，不只摄制工作令人满意，在全国优秀电视专栏节目的评选中，我们的节目获了奖，回到北京以后，我还写了四份可以加强国际电视合作的可行性报告。
曾在中央电视台担任过专题部编辑的杨劲烨，那时正在加州大学洛杉矾分校电影专业读书。在拍摄间隙，我们去探望了她。
小杨告诉我，电影系里有许多中国的电影史料，有些都是她在国内从未见过的，但都被散乱地扔在了一间屋子里。或许这些资料距离美国人的生活太远，所以并不被珍惜。
不知为什么，来到了国外的中国人，往往会比在国内更加在意与中国有关的事情。小杨急切地告诉我：这些史料，都是中央电视台没有的，肯定会派上很大的用场。如果她有钱，她自己都想买下来。那是些十六毫米的胶片。她说，她已经与系里谈好，只要一千美金便可以全部卖给中央电视台。她委托我回北京后向台领导报告此事。她担心时间拖久了，这些并未妥善保管的胶片会不知去向。
一九八四年在洛杉矾的世界奥运会结束后，回到北京的中央电视台采访小组传出“看见小杨在奥运会上卖冰棍儿”的消息，大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小杨已经混到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意思。
其实，一千美金并不是笔大数目，但那时，像许许多多还处在打工求学阶段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小杨也只是个自费留学的穷学生，一千美金则不是她力所能及的了。
我相信，目前的小杨，也像所有结束了艰苦的求学生涯，找到了专业工作，一跃而成为中产阶级的中国留美学人一样，私人将那些胶片史料买下赠与中央电视台都不在话下。
我理解小杨迫切的心情，回国后，马不停蹄地向台领导做了报告，但却始终石沉大海，无人理睬。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胶片可能早已不知去向了。
赴美拍摄《我们的机组》回国后，我上交的四个报告中，惟一有结果的是：我把靳羽西引进了中国。
在美国，知名度极高的华裔电视人是宗毓华，其次是董凯蒂。可惜近年来，宗毓华在电视上的表现，惹得人们十分反感。她不但声称在美国的中国人尽是“间谍”，引起了在美华人的众怒，还在采访国会众议院发言人、共和党党魁金瑞奇的老母亲时，惹恼了美国人。宗毓华告诉老太太“只是咱俩的悄悄话，我不告诉任何人”，引诱老太太说出了金瑞奇议论克林顿总统夫人希拉里的坏话。金瑞奇曾在家说希拉里是“母狗”。随后，宗毓华却不守信用，在电视上公布了老太太的谈话，使得金瑞奇尴尬万分。美国大众纷纷指责宗毓华违反了职业道德。
一九八四年赴美拍片时，虽然我有宗毓华的电话号码，但我没有与她联络。没事儿找她干什么呢？而在拍摄完《我们的机组》，却有个叫靳羽西的找上了我。
我们在纽约停留时，靳羽西托熟人引见，请我吃了龙虾大餐。在那次晚餐中，她说，她曾制作过一个名为《看东方》的节目在纽约播出，她希望与我在中央电视台联合主持一个叫做《看西方》的节目在中国播出。
回国后，我把靳羽西的要求写进了报告，交到台里。在报告中我只说靳羽西想和中央电视台专题部合作，并未提及要与我联合主持节目的内容。我已届不惑之年，有了一些人生经验。我明白有些话只不过是靳羽西的手段而已，当不得真的。况且我也不愿再“树大招风”。
专题部主任朱景和对这个项目十分积极，曾和我一起，在北京长城饭店与靳羽西进行了磋商。谢文清副部长在家宴请靳羽西的时候，我与老朱以及王枫台长也应邀出席了。
靳羽西就此打进了中国社会，还受到了胡启立的接见。
这时，电视台内部对靳羽西有着两种不同意见。一是为何要让一个连中国话都说不利索的美籍人来主持堂堂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这种意见显然没有被采纳，因为，当电视台的另一个部门提出，这个项目应该是他们的业务范围，并就此成了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接手了这项工作。
对于这种“下山摘桃”的行为，一心想为专题部拓展业务的老朱曾让我去找靳羽西，请她出面说清此事的来龙去脉，并请她仍要求与专题部合作。
在中国，能打进中央电视台绝非易事。我很清楚，靳羽西在纽约请我吃龙虾时，之所以提出要与我联合主持《看西方》，只不过是想利用我打进中央电视台而已。她怎么会情愿把已经到手的秋色再与他人平分呢？此时此刻去要求她不能过河拆桥，要求她信守承诺，甚至要求她具有中国武侠小说中所推崇的“仗义”情怀，讲点“哥们儿义气”，则显得过于迂腐了。她又不是专题部的成员，对专题都毫无感情，怎么可能考虑到专题部的业务拓展呢？
不卑不亢应该是做人起码的尊严。就电视业务能力而言，虽然我自信比她强得太多，但在中国人还没有富足起来的年代，我一个月才几十元的工资，连在大饭店回请她一顿的能力都不具备。“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不喜欢那种不能平等往来的寒酸感觉。虽然老朱希望我去与靳羽西交涉一下，但是，我没有再去找她说过一句话。
自那以后，我与靳羽西再无来往。虽然她一九八四年对我自荐在纽约十分知名，但自我赴美后，却从未听人提起过她。我在纽约联合国工作的亲友们也没有一个知道在纽约有位叫靳羽西的电视人。但在讲究“名人效应”的中国，如今，靳羽西似乎已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了。
在美国电视中播放节目的租台费是笔昂贵的支出，如果在全国电视网播出则更加可观。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外国商人在中国打开商品销路的电视广告费用，也应该是中国的一笔不小的收入。
去国数年，我回北京探亲时，听说靳羽西嫁给了一个美国犹太商人。在中国，我没有见到那个叫作《看西方》的电视节目，却看到了据说销路颇好的“羽西”牌化妆品。我疑惑了。她当初进入中国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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