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理想主义氛围，使我对爱情和婚姻充满了精神重于物质的向往，但“文革”中人性的暴戾，使一切美好情感的生存环境都荡然无存，使只能在人世上走一遭的人们，感情生活极度贫血和残缺。
一九九五年夏天，我第三次回到北京，听说曾在美国流行的小说《廊桥遗梦》在大陆中年人中畅销并引起了强烈共鸣。我深深理解这一社会现象的含意，理解我同代人感情的期望。失落和生不逢时的苦衷。
午夜梦回，我偶然也会以平静的哲学心态，使思绪回到远去了的岁月，在五、六十年代以及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前的大背景中，审视和解剖自己。
虽然，我和我的同龄人没有“六八人”的福分，但我仍为他们的幸运感到欣慰。毕竟，社会在进步，后来人终于能够比我们有个更富裕、更能施展才华、更充满人性的环境。
【二十五 专题节目编导】
一九八二年春节前夕，因为顾虑影响票房收入，中影公司原来同意中央电视台在正月初二播出的一部新故事影片，突然宣布撤销。这时，距春节仅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主管宣传业务的阮若琳副台长与我闲谈时焦急地提及了此事，并问我有没有可能在春节前赶出一台“自制节目”？我不明白老阮为什么会要我自办一台春节节目，因为我从不曾组织过晚会节目。
对于自己的组织能力我始终是自信的。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士为知己者死”。依照我的个性，既然老阮对我如此信任，我两肋插刀也在所不惜了。
我向老阮提出，只要答应我三个条件，我就敢立军令状。第一，立即批准我包车。这样，一天可以当成两三天使用，争取了时间。第二，电视台的精兵强将任我挑选，不容商量。第三，批准高制作经费，付给演员高报酬。不料，我开出的三个条件，老阮居然都答应了。
有了创意，一切才有进展下去的基础。我相信相声大师侯宝林会给我很好的主意。当晚，我就包了首都汽车公司小王的小车，直奔木樨地二十四楼侯宝林的住所。从一开始，我就把时间紧迫等一切困难都告诉了小王，并请他在做司机的同时，也参与到节目的组织工作中来。这样，小王和后来也同我一起工作过的小甄，积极性都被鼓动了起来，份外做了很多剧务工作，成了我的好帮手。他们的小汽车也使工作效率提高许多倍，从此，学会开车，就成了我的梦想。
去侯宝林家的那个晚上，正好他的二儿子侯耀文也在家里，讲清了来意之后，侯耀文的一句话，说得我眼圈都红了。他说：“别人的忙可以不帮，大渝的这个忙非帮不可。”我当时的情绪，还没有从那次飞来的横祸中恢复过来，逆境之中的理解和支持使我感到无比温暖。
在那个春节之前，我和侯耀文并无深交，在那个春节之后，我和侯耀文也没再有什么来往。但是，近十年后，侯耀文、石富宽、姜昆、王刚等许多演员前来美国，在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大学演出的时候，作为美国《国际日报》驻华盛顿记者，我曾冒着谤沦大雨前往采访。见到侯耀文的时候，竟觉得他仿佛是我远道而来的一位兄弟，倍感亲切。
“别人的忙可以不帮，大渝的这个忙非帮不可。”虽然岁月沧桑，世事多变，但我忘不掉一九八二年冬天侯耀文说过的那句话，那令我泪下的一句话。
侯宝林建议搞一台“相声反串京剧”。所谓“相声反串京剧”就是由相声演员来演出京剧，甚至男扮女装。所选剧目的道白和唱词，会被改成幽默逗笑的词句。侯宝林说，一九四九年以前，每到春节期间，平日各自谋生的相声演员就会凑在一起反串京剧，但这一形式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再也没有搞过。侯宝林建议选择《萧何月下追韩信》和《三不愿意》两个段子，并兴致勃勃地承诺扮演萧何一角。
在我心中无底的情况下，“相声反串京剧”的主意使我踏实下来。侯耀文也十分兴奋。他立即和我一起搭乘小王的包车去联络其他相声演员。当夜，我们就去了常宝华、常贵田叔侄俩和高英培等人的家。已经有三十多年没再搞过的“相声反串京剧”，令所有的相声演员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以后参加进来的还有中国戏曲学校的师生和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李小力等。
正值春节期间，当时各文艺单位的演出都十分频繁，相声演员更是忙上加忙。因为得到了老阮“高制作经费”的承诺，我立刻在民族饭店包了房间，“相声反串京剧”的主要演员们，便在那里安营扎寨，每天晚上结束了各自的演出任务以后，再集中到民族饭店，从晚上十一点排练至凌晨三点。
电视艺术是个工种众多的事业，绝不同于我后来在美国做中文报纸记者那样，一个人、一辆车、一张纸、一只笔、一部电话、一台传文机就全有了。
说不清我在那次春节节目中充当的是何种角色：大到制定节目方案，小到采买演职人员餐食，最后，我还和刚刚出道的北京人艺演员梁冠华一起为节目录了段开场白。总之，事无巨细，凡是工作需要的，我全都非常投入。
“相声反串京剧”的形式，得到了老阮的批准，并确定由中央电视台早期三次《笑的晚会》的导演王扶林录制这组被定名为《新春乐》的节目。
为了使节目内容更加多样，王扶林希望再加上一组二十分钟的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表演的节目。于是，我立即出发前往上影。
我要去上海了。侯耀文等演员们都说，让我放心，等我回来，一切都会如期完成。
飞机在上海落地以后，我直奔上影厂找演员牛犇。他正在摄影棚里拍戏，我就呆在一边坐等。在那之前，我和牛犇并不认识。从立下军令状之后，我一天几乎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牛犇后来对我说，当他拍完那个镜头下来找我时，看见我已经坐着睡着了。他想，一个累成了这样的人，准有很大的难处，一定要帮助这个人。
牛犇真是个好人。他也像正在北京排练“相声反串京剧”的演员们一样，叫我放心，让我立刻赶回北京照顾其他事情，他会准时把合乎要求的节目带寄到北京。
我虽然回到了北京，但却始终惦记着上海的那组节目。春节前，牛犇准时把幽默欢快的节目带寄到了。一些知名的老电影明星都出了场。“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你岁岁平安，天天快乐！让歌声驱散往日的忧愁，让酒香温暖人们的心窝。”节目最后以一曲《祝愿歌》结束。
导演王扶林看了录像带后连连夸赞我“对得起江东父老”。其实，我并没有在上影的那组节目里付出太多的辛苦。节目的成功建立在那些从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老艺术家的功力上。他们单纯执著、可敬可爱，总想抓住机会，多做一点事情。我感谢牛犇。
“相声反串京剧”进入连排阶段时，全体演职人员都集中到了位于丰台的京丰宾馆。我仍然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
正值寒假，两个孩子都在我身边被训练成了很负责任的小剧务。苗儿还在《萧何月下追韩信》高矮胖瘦四个龙套中，客串了一个小龙套。几位相声演员开玩笑说，我们娘儿仨可以开办一个绝对专业的“演出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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