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我走运，当我被通知赴日采访的时候，那套白色演播服即将完工。冥冥之中似乎有位护佑着我的神明，让我早早就开始准备起日本之旅的服装。
可是，为了寻找一双能与那套白西服匹配的白色半高跟皮鞋，我伤透了脑筋。
如今，若想在北京买双白皮鞋可谓易如反掌。但在一九七八年，能买双半高跟的黑皮鞋都不是唾手可得，一双白皮鞋岂不成为奢望？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天，我才通过一位朋友的“后门”，买到了一双国家体委派遣体育代表团出访时，在运动会开幕式上，运动员入场时穿用的方口横带白皮鞋。虽然鞋跟仅高一寸不到，皮子质量又不好，没两天就走了形，但我已谢天谢地，总算能对付着出远门了。
现在，每当我在美国的家中观赏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录像带时，看到主持人和演员们更换着一套套绚烂华丽的演播服，当年为寻找一双白皮鞋而付出艰辛焦虑的情景竟已恍如隔世。
在中日两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换文》的日子里，日本朝野无处不表现出“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但在短短的访日行程中，“文革”十年来的“极左”思潮在行政领导上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想起来仍使我痛心。
邓小平一行在东京停留期间，新闻单位也和代表团一起，住在新，人谷饭店。第一天工作完毕，我出于好奇，便独自到走廊里东张西望一番。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我也只敢看看走廊里的异国风光。当我发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日方保安人员，似乎对我走出房门的行动十分在意，他们不时使用报话器通报着什么，好像要对我实施“保卫”任务。我已经作惯了平头百姓，对这种特殊的关照实在别扭，只好赶快回到房间。以后，每天卫星传送结束回到宾馆，我就很少走出房门了。
有一天，我房间里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接着就传来了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她用中国话说，在北京的时候，她曾见过我。她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从中国移居日本刚刚半年，非常想念北京和在北京的朋友们。当她从NHK的电视上看到我的时候，高兴极了，特地和姐姐一起乘火车赶到东京来看望我。她们已经到达了新大谷饭店，正在大堂里等着我。
我很理解她的心情，但告诉她，我得向领队打下招呼。不料，领队听了我的报告以后竟然决定：“不许见！”虽然我与那位女孩子并不认识，但觉得这样做影响太坏，便要求允许请她上来坐坐。大家一起和她聊聊天，但那位领队仍毅然决然地说：“不许见！”我十分气愤，于是，又去找副领队请示。我说，从人之常情来说，这种做法会给国家造成很坏的影响。副领队是后来当了电视台副台长的陈汉元。他是个性情中人，但除了对我表示同情以外，对领队已做出的决定，也无可奈何。
邓小平一行到达日本以后，采访小组的成员就分成了两组人马。编辑兼副领队陈汉元和摄影记者李少武、马靖华、金德显以及技术员和灯光师等一直随代表团行动，他们除了在东京拍片以外，还有机会到外地走走。而我和后期编辑、剪接、配乐等工种的同事始终留在东京NHK，负责制作和演播，每天几乎只活动在NHK和旅馆之间的两点一线。邓小平一行的专机从东京升空远去的镜头被传送回国之后，第二天我们就启程回北京了。
回到北京以后，有一天，同院医务室的小护士来问我，为什么在日本那位女孩子我上门来都不见？那女孩就是过去也在医务室作护士个子稍矮的一位。她从日本来信说，那天她兴冲冲而来，却是哭着和姐姐离开新大谷饭店的。
二十个年头过去了，当我也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当我也切身体会到那个女孩子哭着离开新大谷饭店时的心情，对当年那位领队“极左”的决定，更加感到深深的遗憾。为什么手中有了权力就没了人情，就非得把事情做成那个样子？
这类我当年十分不解和困惑的事情在访日期间曾多次发生。
在NHK，后期制作的时间异常紧张，编辑和剪接工作往往要进行到演播之前的最后一刻，但是，在我们向国内卫星传送的全部过程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纰漏。
由于时间紧张，我的备稿时间本来就少得可怜，但在播音之前，还不时要接受簇拥在演播室里的日本报刊记者的采访。要是在北京，我一定会只专心备稿，不理睬任何人的打扰，一切等演播完毕再说。但在日本，虽然我也十分想利用七点整卫星传送前的短暂时间看看稿子，可我知道，人家会把我的一言一行都看成是中国人的表现，所以，尽管内心火急火燎，我也只得摆出胸有成竹、一派泱泱大国的潇洒风度。好在天助我也，从始至终，我连个小小的结巴都没有打过，不然，我一定会觉得窝囊透顶，因为对我来说，做好本职工作比接受记者采访重要得太多。
留在NHK工作的，也有音乐编辑曾文济。他一直被我叫作小曾。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日本女翻译远藤红子告诉我，在NHK和日本同行一起工作的中国人当中，大家最喜欢的就是陈汉元、小曾和我。
人世间，小至个人，大至国家，要想赢得人们的尊敬，除了亲和力，更重要的是个人要工作敬业能力强，国家要繁荣富强有实力。电视工作是个非得团队通力合作才能成就的事业。一九七八年，在中日电视工作者为两国邦交正常化，并肩投入了极大热情之时，多少人的幕后劳动，若在一次性的演播第一线上被搞得差错连连，不能完美地演播出去的话，日本同行会喜欢我们才是咄咄怪事！
中国电视事业艰难起步的岁月，是培养了整整一代人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过硬的基本功和执著的事业心的日子。陈汉元、小曾和我都是建台初期就在直播第一线经历过多年磨炼的老电视，汉元兄比我们还多了一项极具魁力的幽默感。回眸当年的一丝纯纯的景致、一缕纯纯的气息，我仍感到温馨。当年一起走过来的伙伴们，都不愧是中国电视事业的功臣。虽然他们如今已年过半百，有的更步入了老年，已经退休，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在日本，正因为日本同行喜欢业务过硬又热情淳朴的小曾，正因为“极左”思潮的阴影还没有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消除干净，便发生了“交换衣服”的不愉快事件。
早年因公出国的人员，并没有随便抓起就可以走出国门的两件衣服。大家都得依照国家规定领取有限数额的置装费，制作两套出国服装，回国后只需上交一套，另一套只用三十元人民币的优惠价格就可购买下来。男士大都订做中山装和西服各一套。他们一般都会把置装经费主要用在中山装上。因为当时中国着西服的人尚不多见，所以男士回国后上交的都是西服。为了回国后的实用，女士们很少定制裙装的，一般都是长裤打扮，很少考虑国际场合的惯例。
有一天，小曾悄悄跟我商量，一位身材和他相仿的日本同行说，他喜欢中国的中山装，想用自己的西服交换小曾的中山装。“怎么办呢？”小曾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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