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后，塞英一直跟着中国外交界的一代英才乔冠华的夫人章含之学习英语，后来，她远走了澳大利亚。虽然，我与塞英多年不见，但却一直惦记着她。塞英来信说，她会有机会来华盛顿。塞英说，她会来看望我。
一九九八年夏末，正是澳洲的初春时节，我有机会去了澳洲。澳大利亚在地球的底端，对华盛顿来说，二十六小时的飞行旅程，仿佛到了天之尽头。我专程从墨尔本飞到堪培拉探望了塞英，还在她家小住。十多年不见了，虽然不饶人的岁月都给我们留下了痕迹，但我们仍像当年干校星期四的晚上，开朗坦诚、无话不谈。
塞英是个好人，一个真实的普通人。
虽然，干校生活早已离我远去，如何评价那段历史也不是我份内的事情。但是，一些像塞英一样活生生的朋友，还有当年跟着父亲吕逢欣去了干校的孩子、我要好的小朋友吕大林，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赴美多年，我总会在众多的华人妇女中，一眼就辨别出与我来自同一块土地上的同胞，即使她们一样衣冠楚楚、珠光宝气，与在台湾、香港社会温室中长大的女性相比，“文革”年代的磨难，已经融入她们的血液，使她们的气质中少了一些莺莺燕燕的天真与娇柔，却多了一分承受得起逆境的粗犷和深沉。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时，艰苦的历练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二十一 神经性咽炎】
一九七五年岁末，我从干校回到北京不久，就赶上了多事的一九七六年。继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朱德元帅和毛主席又相继逝世。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和粉碎“四人帮”也都发生在那个多事之秋。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在一九七六年结束了。对中国人来说，那真是大悲大喜、大落大起的一年。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虽然取消了电视播音员出图像的业务，屏幕形象已不再是电视播音员的一个选择条件了，但在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广播学院培养出“文革”后第一批毕业生以前，中央电视台的播音队伍始终处于人员短缺的紧张状态。那时，学校停课闹了革命，广播学院和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样，教职员工全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关门大吉了。如此，由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广播学院毕业生补充播音队伍已成空想。
“文革”中，中央电视台播音组的建制也发生了变化。新闻部增设了隶属播音员，专事新闻节目的画外音解说，调进的成员有邢质斌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的刘佳。赵忠祥也调到新闻部去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仅由两位播音员维持工作已成了老播音组经常的现象。开始，只剩下了我和沈力。后来，调来了广播学院的教师白钢。不久，沈力去做了《为您服务》专栏的节目主持人，只剩下了我和白钢。彩色电视开播，我又和白钢开始了寻找播音员的工作。从广播电台调来了一位女播音员以后，过了些日子，白钢就请调去体育部任职编辑，又是只有两个播音员维持工作的局面。
本来，播音员面对话筒，就像对着三两位朋友，一切娓娓道来，多么亲切自然。但自“文革”以来，始终要求播音员以高亢的声音播音，我大喊大叫了几年，声带已经受到很大损伤，可因为人手紧张，即使到了声带水肿、声带充血、甚至声带出血，大夫要求噤声的地步，都还得高调播音。无论我怎么用力，嗓子只是疲惫不堪、力不从心。我热爱电视播音员的职业，但从那时起直至请调专题部《人物述林》组获准为止，始终在声带病态的情形下工作，内心的痛苦是难以言表的。
就在那个时候，我收到了一封对我声音状况大加非议和指责的观众来信。在“追星族”尚未出现，电视机也并不普及的年代，那封寄自北京朝阳区的信件，内容翔实的程度和不友好的态度令我感到其间大有文章。
“文革”十年只存在着大喊大叫的播音风格，不慷慨激昂的声音似乎就是不革命的表现。对那封来信，我除了无奈，还能怎样？观众怎么能对因“文革”造成的电视播音员的紧缺和青黄不接，以及我带病坚持工作的状况有所了解、同情和体谅？况且，正像那时老百姓中流传的说法：五十年代人帮人，六十年代人整人，七十年代个人顾个人。在那个人际关系扭曲的年代，我怎么能够指望那位观众来信充满友善之情，关切我的嗓子何以变成了那个样子？我是不是声带染疾还在工作？我需要什么帮助？
来到美国以后，我与早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的阎世伟成了挚友。小阎是诗人和画家严阵的女儿。她告诉我，在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中，她和爸爸最喜欢“灰嗓子”。“小辫阿姨”的年代早已逝去，我那时被他们叫作了“灰嗓子”。小阎的谈话使我感到些许安慰和温暖，但他们却怎么能知道“灰嗓子”内心的痛苦和无奈？
和所有从“文革”年代走过来的普通人一样，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革”，也令我感到深深的郁闷和烦躁。我的儿子苗苗出生时，我曾给他取名为“建”，希望他能够对国家有所建树。但我很快就变了主意，把“建”改成了“剑”。鲁迅曾写道：中国需要“剑与火”，需要改革。“文革”中的中国，除了没完没了的破坏性的运动，还能建设些什么？我真期盼如鲁迅所说，来一场“剑与火”，荡涤掉中国社会令人压抑的一切。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好似擎天柱的坍塌，使我深深地悲哀和惶恐。北京人十里长街哭送总理的悲痛场面，表现了中国人对国家命运无言的担忧和不安。
清明节，是中国人缅怀逝者的日子。一九七六年的清明，最早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松墙和小树上的是小小的纸花。纪念碑周围也开始聚集了日夜不散的人群。不久，花圈越送越多。白天送去的花圈每到深夜就被收走，于是花圈越送越大，大到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工人，干脆带着焊枪，打着写有厂标的横幅，成群结队地把花圈的零部件用卡车运去，当场焊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平台上，再也没人能拿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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