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播音组与音响组、灯光组、摄像组、美工组、文艺组全都归属于文艺播出部。那时，虽然每天不过播出三、四小时的电视节目，但因全部节目都得直播，文艺播出部的同事，在紧张又充满刺激性的工作中，朝夕相处，连彼此的脾气个性都几乎了如指掌。
“困难时期”刚刚过去，中央电视台就几度物色地皮，准备筹建新台，我一直为此兴奋不已。自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八七年，二十七年的岁月，我是在电视台度过的。多少年来，我始终觉得我是中央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是“我的”。
去国五年，当我第一次回到北京，第一次走进搬了新家的中央电视台，放眼望去，却再难找到几个熟面孔，我感到深深的失落。
岁月流淌，当年一起为中国电视事业热情工作的许多同事和朋友，现在都已不再年轻。虽然一个属于创业者的时代已经远去，但是，当年的景致、当年的气息，将成为财富，在我的心中永存。
【十八 “四清”前后】
我今生的第一笔收入是电影《祖国的花朵》的稿费。当年，副导演苏里和剧务主任杨文浩开着车子挨家挨户跑了一圈，把稿费送到十九个小演员的家中。稿费为三百五十元、三百元和二百五十元三个等级。我是三百元那一档的。当时，我对此事并不知情。
“文革”结束，已是拍电影后二十二、三年了，苏里叔叔到北京来，我去探望他。闲聊之中，他谈起对各位小演员家长的不同印象时，我才知道自己竟在十一岁的时候，就挣过一次为数不少的钱，多到和我参加工作第一年的总收入差不多。苏里叔叔说，我的母亲执意不肯收下那笔稿费。她说：“电影厂给了大渝这样一次锻炼的机会，我感谢都来不及，怎么还能要钱？”母亲还为我在拍电影期间的淘气，给电影厂添的麻烦，二个劲儿地道歉。
五十年代的人们只知奉献，不会索取，似乎一谈到金钱就很庸俗。母亲大约怕我受到“精神污染”，所以从没跟我提起过稿费的事情。我至今也不知道那笔槁费究竟派了什么用场。
母亲在襁褓之中便父母双亡，她生活清贫，勤俭耐劳。我受母亲的影响很大。
自一九六零年六月二十日到电视台报到那天起，我就开始独立生活，不再向父母要钱了。在中央电视台二十七年的时光，我从二十七元五角起家，一年后转正，涨到三十七元五角，以后，又是四十三元、四十九元、五十六元、六十四元，一直到七十二元的时候我离开了中国。
到电视台不久，我便显露了很强的生活自理能力。我用的一切东西常常是出口转内销的处理品，又便宜又好。音响播音组了解我的女同事常常戏谑我为“处理品专家”，我似乎成了个很有威信的生活顾问，尤其是沈力，她买了任何服装鞋帽或其他物品，如果我说一声“值了”，她绝对特别踏实。
以电视播音员当年的低收入来说，自然无力购置高档服装，所以，上屏幕时穿的都是公家的演播服。我很主动地把申请播音员服装经费等业务性的工作承担了下来。但是，我进入电视台的时候，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置装经费少得可怜，每位播音员没有几件衣服，三个播音员的服装只一个一米左右宽的立柜就全装下了。我经常穿的一件棕色西服上衣，是沈力穿小了的一件旧服装。好在当时是黑白电视，老百姓的服装样式也很单调，播音员又不必领导服装新潮流，所以，播音员在屏幕上出现时并不显得十分寒酸，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播音员又只出半身图像，只要上半身庄重大方就可以掩人耳目，蒙混过关了。夏天，在演播灯的照射下，播音员在小播音室里往往汗流浃背。女播音员穿条裙子，上身穿件西服还看得过去，但赵忠祥上身穿件毛华达呢的中山装，下身穿条短裤，光脚穿着塑料凉鞋的模样就有点喜剧效果了。
播音员工作量不轻，又是直播，备稿时间尚嫌不足，再加上粉墨登场上屏幕前的梳妆打扮，更是忙上加忙。虽然人们从屏幕上看到的播音员个个仪表整洁。容光焕发，但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屏幕下，播音员都不刻意打扮。简朴轻松的穿着，一则是休息，二则也与播音员的薪资收入相当。
当年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分为总编室、对内部、对外部、电视台、技术部、科研所、广播剧团、局办室等八大部口。对内部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部就是对国外广播的北京电台。
有一次，同组的音响师杨美莲告诉我，一个外部门的小伙子背后叫我“大皮鞋”，还有人称我“邋遢帅”，我们一起哈哈大笑了之。那时，我经常穿的是一双十元钱的翻毛或猪皮的高勒儿皮鞋，像军服似的斜纹布上衣也很旧，扣子掉了，抓到针线随便缝上一个就算了。那副打扮像男孩子一样。去食堂吃饭的路上，我在广播局其他部门人们的眼里，就是这么一副“大皮鞋”、“邋遢帅”的模样。
母亲节俭的美德，继承到我这里，加上了我随意的禀性，便发扬光大得让人哭笑不得了。
母亲有两块压了多年箱底的毛料，我去电视台以后，就传给了我。这两块毛料在我的箱底又压了两三年，“困难时期”过后，我总算到蓝天服装店照着母亲的一本美国西服样本做了一套西服和一件外套。同时做的还有一件浅蓝底小白花的布料连衣裙，样子是我自己设计的，简单大方。“人是衣裳马是鞍”，即使这几身衣服穿起来显得那么精神，但是，我还是觉得它们不如我的“大皮鞋”和旧衣服穿着自在随便。于是，母亲压箱底的毛料终于变成新衣服以后又在我的箱底压了两三年。这一压，就压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四旧”，一天都没穿过的新衣服转瞬之间就成了废物。
后来，那件新连衣裙又在箱底压到七十年代初我的儿子出生后，才变成了有用之物，我把它改成了小尿垫。浅蓝色小白花的尿垫看上去还真漂亮，但那身新西服和新外套连做尿垫的资格都没有。
虽然我的工资和工厂的三级工一样，可我量入为出，不但不感到拮据，有时还能大方一下，日子过得倒很开心。
平时，我住在广播局的集体宿舍，一星期才回家一次。“困难时期”过后，寒暑假的时候，我都会与小弟大谷有约，找个我不值班的日子让他到电视台去，我带他到西单绒线胡同四川饭店小吃店饱吃一顿正宗的川味小吃。他那时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还肯仅仅为了一顿面点，兴致勃勃地从东城跋涉到西城。每次，我都让他约上他的好同学“老朱”同去。担担面、红油抄手、赖汤圆，我请他们吃个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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