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创业阶段的电视台很不起眼，但电视台第一代工作人员在当年所表现出的敬业精神、工作热忱和协作关系至今无与伦比。
早年没有录像设备，全部节目都是直播，其难度、长度和紧张度都是后来人所没有经历过的。直播电视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第一代电视工作者由此培养了一身过硬的基本功。
我刚刚走上电视播音岗位时，虽然对工作适应得很快，但常常重复一个同样的噩梦：标志音乐已经响起，该我在屏幕上出现了，可我还挤在十九路公共汽车上下不来。惊吓而醒时，我一身冷汗，心跳不已，这一夜便再难以入睡。
那时，每次播出，基本由一个播音员完成常规工作。另一个播音员则担任诸如《春江花月夜》乐曲介绍、《国际知识》等专稿和《电视台的客人》等现场采访节目的播出工作
日常播出中，播音员先要坐在被称为“小播”的小演播室镜头前向观众致以问候，并播报当天的节目内容。
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小播音室里挤着播音员、灯光师。摄像师、美工师。技术员等好几个工种，一些意料不及的事情经常会分散播音员的注意力：有时是照明灯泡突然爆炸；有时是灯光师“老范头”的光头又穿了帮，耳机里传出导演对他大叫的声音；同在“小播”里工作的同事一举一动也都尽收眼底。但哪怕天塌下来，播音员也绝对要若无其事、临阵不慌。
报告完当天的节目内容，摄像机的红灯刚一灭掉，播音员就得立即拿着厚厚的一沓稿件脱离另有任务的“小播”，冲进对门被称为“插播”的播音室。因为距离接下来的《电视新闻》只有十几秒标题音乐的空挡，播音员要对着监视器上《电视新闻》的画面现场直播稿件，稍有耽搁，就会错过有关画面。
从电视机前的观众看来，当年播出的《电视新闻》、《国际新闻》、《电视纪录片》几乎和电影厂的成品记录影片一样，而实际上却是由值班导演、放映员、美工师、摄像师、音乐编辑、音响员、播音员等七八个工种当场合成的。
播音员在插播间对着画面直播的时候，尽管手中的稿子龙飞凤舞，画面也只能在播出前的下午匆忙浏览一遍，但直播时还得声情并茂，并尽可能使解说与音乐的情绪吻合，还要照顾到乐句的完整。那时的《电视新闻》、《国际新闻》、《电视纪录片》、《图片报道》等节目加起来，有时要直播一个小时左右，其紧张度可想而知。
每天的播出中，如果还有文艺节目或其它专题节目，完成了画外音解说工作后，播音员或是继续留在插播间播报各类节目的剧情介绍和演员表，或是返回“小播”在镜头前为下面的节目播报开场白，或是赶到被称为“大播”的大演播室为演员现场报幕。
电视播音员的工作是严肃的，稍一走神，往往会铸成大错。我尽量利用下午播出前的时间备稿。在镜头和话筒前，我绝不敢掉以轻心。
电视直播，充满了遗憾。一天的播出结束后，我总会对播报过的稿件重新审视一番，在每一份稿件中，我都有对自己不满意之处。我常常想：假如再给我一次机会、假如再多给我一点备稿时间，我将改变语言的处理，我将播得更好。
电视播出的压轴节目一般都是电影、文艺晚会或球赛及歌舞戏剧的实况转播。最后，则以播音员播报《简明新闻》、《天气预报》和次日的《节目预告》收场。
当年，电视台的《简明新闻》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供。播音员得利用节目空挡，穿过大院，到广播大楼西翼二楼的电台新闻部取稿。发稿时间晚的时候，在回台的路上边走边看，有时连一遍还没看完，播出时间就到了。刚刚走上电视播音岗位，虽然有时令我紧张得近于痛苦，但那种充满刺激性的挑战仍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八十年代初调到电视台的杨伟光和沈纪都是当年为电视播音员提供过《简明新闻》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年轻的编辑。当杨伟光和沈纪分别走上中央电视台台长和副台长的岗位时，我已经来到大洋此岸了。
通过在电视台的实践和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我认为一个播音员的形象不必非常漂亮，端正即可。尤其是女播音员，切忌妖艳。播音员个人的修饰，以及做作和表现自己等容易转移观众注意力的毛病都是应该避免的。
一个成熟的播音员，一切要从稿件出发，把观众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播报的内容上，才能使播音具有极高的可信度。我盼望自己尽快地成熟起来。
在电视台的工作中，我利用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眼界。
我从广播学院回到电视台不久，一九六一年四月，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就在北京举行了。我也和文艺播出部的年轻人一样，和全国兴奋的老百姓一样，卷进了一场乒乓球热。在我不值班的日子里，我会跟着社教部的体育记者张加成一行去转播现场，坐在摄像机旁看个过瘾。我对徐寅生的“十二大板”、张燮林的“海底捞月”以及庄则栋勇猛顽强的“小老虎”风格至今记忆犹新。
但是，一场乒乓球热过后，我热衷的仍是文艺演出的实况。我最喜欢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茶馆》、《骆驼祥子》、《雷雨》、《蔡文姬》、《关汉卿》、《伊索》、《悭吝人》等剧目我看了不知多少遍。于是之、蓝天野、刁光潭、董行信、朱琳、胡宗温、狄辛、童超、郑榕、英若诚等人艺老一代的演员，都是些学者型的艺术家。他们不只是北京人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
虽然，北京人艺至今已没有了当年《茶馆》的演出阵容，但我有机会回国的时候，仍然渴望看上一场北京人艺的话剧，听听那魂牵梦萦的“京片子”，那融入血液中的乡音。
源于自幼住校、拍电影以及参加少年宫等集体生活的经历，初进电视台的时候，我喜欢成群结伙在一起工作和集体生活，喜欢朋友，喜欢豪爽的“讲哥们儿义气”的感觉。
从广播学院回台不久，我就和赵忠祥、李振立、曾文济、王南生、陈汉元、于广华、王元洪等一群住在集体宿舍里的年轻人接近起来。“困难时期”的物质生活虽然极度清贫，但我在电视台仍然十分快乐。我和大家一起排练、一起录音、一起播出。一起开播前会和播后会，连去食堂吃饭都在一起。那时，即使当晚没有我值班，我也“以台为家”，仍然泡在电视台，直至播出结束，和大家一起去吃夜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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