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拍摄《祖国的花朵》和《罗小林的决心》后，我和导演严恭、苏里成了忘年交。我非常盼望他们进京开会或出差。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在他们的下榻之处，我经常有机会见到一些电影界的老前辈。我还常能沾光观摩一些内部参考电影，像所谓宣扬“阶级调和论”的苏联故事影片《第四十一》、《雁南飞》和《一个人的遭遇》就是那时看到的。那些电影里浓浓的人性和人情，感人至深。我慢慢悟出一个规律：凡是被批判的文艺作品往往都是很美的。
视野和接触面增加了，上中学的时候，我不但再也不当众怯场，而且，在进了中学最初的一、二年里，我着着实实过了一段胆大包天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我的作文得了五分制的“二加”。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生性调皮的孩子，但在初一·一班，我之所以一度成了课堂上的捣蛋中心，完全是因为我的一只小花猫。
有一天傍晚，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猫不知被谁放在了我家的大门外，“喵喵”地叫得十分可怜。我锲而不舍地要求母亲收留那只无家可归的小猫，但母亲忙于工作，又有个十口之家需要操心，她连人都顾不过来，哪还有精力顾猫？我信誓旦旦指天发誓绝不会因为小猫给母亲增添麻烦，后来，母亲妥协了，我成了小猫的主人。被取名花花的小猫，从此与我日夜相随、形影不离。
我用缝纫机给花花做了一个紫红色的书包，上面还缝了一个小猫贴花，骑车上学的时候，装着花花的书包和我的书包一起挂在自行车的把手上。一路上，花花用小爪子扒着书包边露着小脑袋东张西望地看着街景。面对着路人诧异的目光，我心花怒放、得意洋洋。
上课的时候，花花藏在我的课桌里，我的心也在课桌里。老师讲了些什么，我懵懵懂懂，课堂提问的时候，经常所答非所问。
对十一岁的孩子们来说，一只小猫比在课堂上听讲要有趣多了，花花自然也成了全班同学的宠物，花花天天分享住校生的午餐。
有一天，教语文的彭先生在课堂上突然停下来奇怪地问：“怎么有猫叫的声音？”贝满的传统是把老师称作先生的。当同学们异口同声地欺骗彭先生“窗子外面有只猎”的时候，我吓得半死地坐在位子上一声不吭、紧张透顶，生怕花花在这危险的时刻不知趣地又叫了起来。我从心眼里感激那些保护了我和花花的同学们。
我们的教室在二楼，一个听力正常的人绝对能分辨得出教室内与二楼外这截然不同的两个声源，但面对着五十双“真诚无邪”的眼睛，除了怀疑自己的耳朵，彭先生一定没想到别的。
一个雨后的傍晚，花花失踪了。查遍了小院的每一个角落也不见花花的踪影之后，我又抱着一线希望走出大门去寻找。
花花被打死在小胡同口上一个雨后积水的泥坑旁。这一定是那些常常恶作剧的坏男孩所为！他们的行为与我曾见过的在残疾人身后嘲笑起哄的家伙，以及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打人为乐的家伙属于同类。
在对花花这样弱小无辜的生命下毒手的时候，他们在想些什么？以花花被围攻时的惨状取乐，他们人性何在？我伤心极了。
我把花花裹在小猫贴花的书包里，在小院的苹果树下，含着眼泪埋葬了花花。
从花花遇难至今，我再没养过任何宠物，也绝不再养任何宠物。
那一阵子，我确实有些标新立异、不务正业。我曾爬到学校二楼屋顶上摘黑枣。
与同龄人相比，我小时候体瘦身轻、腹肌强健、臂力过人。在体育课上，很多同学像秤砣似的视爬绳、爬杆为畏途，而我则胳膊往上一伸握紧绳、杆，然后小腹一缩双腿一夹便上升一截，如此三下两下就轻而易举地爬到顶端。上房的时候，我是利用大树作跳板的。
一定是有人向校方报告了我为非作歹的举动，班主任谷先生才出现在“肇事现场”。可能担心我被她吓着而失足坠楼，谷先生像对待心爱的小孙女似的细声细气地哄着我下来：“吕大渝！你千万小心，慢慢下来。别害怕！你下来了我不说你！”
谷先生很守信用，我下来后，她果然只字未提，没有批评我。
在学校上房还不算，一个周末，《祖国的花朵》的小伙伴去刘家彬家玩的时候，我又登上了她家的房顶去摘红枣。
刘家彬家住在东单栖凤楼三十九号。栖风楼，凤凰栖息的楼宇。多么富于诗意的名字！这条胡同现已不复存在了，它是在展宽东、西长安街的时候被拆除的。
那时，刘家彬是天安门附近北京二十八中的学生。不久，她去东方歌舞团作了舞蹈演员，我看过她演出的锡兰舞蹈《罐舞》。后来，刘家彬又去了深圳电视台。
著名的评剧演员新凤霞那时也住在栖风楼三十九号。刘家彬家是北屋，新凤霞家住东屋。新凤霞扮相漂亮，她当年演出的《刘巧儿》家喻户晓。
在那所院子的房顶上，当我把摘下的红枣往下扔的时候，房下的孩子们一片欢腾。晚上可能要登台挑大梁的新凤霞终于忍无可忍，她走出了屋门要求大家安静一些。虽然我们一个个都成了缩头乌龟，但直到我当了电视播音员，为了晚上播音时嗓子能拉得开栓，下午非得睡个午觉不可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当年有多讨厌。
新凤霞的丈夫吴祖光是个著名的剧作家，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以创作戏剧《风雪夜归人》一举成名。一九五七年，吴祖光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发配到北大荒去了。
当我正在房顶上兴高采烈大声喧闹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吴祖光已遭到了厄运，也不知道新凤霞正蒙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精神折磨。
日后，因电视台的工作我曾与吴祖光、新凤霞有所来往，也去过他们位于东大桥的居所。我俨然一副电视台记者的面孔，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但不知新凤霞是否认出了我就是当年那个在她栖风楼住处房顶上打枣，影响她午休的小家伙？
回首那段日子，我不断地爬树上房，实在不是垂涎于黑枣和红枣。追求新奇刺激，可能是那个年龄的孩子成长过程中难以逆转的特点，我喜欢的大约只是上房本身那种冒险行为。
初进女十二中那段混混沌沌的日子终于有了报应：我的作文得了个“二加”。
当年，每到课间休息的时候，两层楼初一共十个班的学生总是争先恐后地拥挤在那惟一的小门往操场飞奔。
有一天，在颤颤巍巍的旧楼梯上挤得实在不耐烦的时候，我突然心血来潮想都没想就抄了近道，从楼梯半当中的窗子里跳了出去。那时，我经常做些行动走在大脑前面的勾当。这一跳，恰好落到站在门外的蒋雯先生眼皮底下。蒋先生那时是教导主任。我正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蒋先生说：“吕大渝，你到教导处来一趟。”
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教导处。蒋先生拿出一本学生成绩册问我：“这是怎么回事？”那是我的学生成绩册，封面上的“学生”二字被我涂改为“先生”，成了“先生成绩册”。蒋先生问的就是这件事情。
那时，每个学生都有一本三十二开棕色牛皮纸封面的成绩册，记录了各科的平时成绩。期中考试成绩、期末考试成绩和总平均成绩。学期结束时，操行评语也记录在上。校方通过成绩册与家长取得联络。学期的每个阶段，成绩册都要由学生请家长审阅签字再交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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