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的一顿涮羊肉，出人意料地闹得像《红灯记》里李铁梅她奶奶的台词：“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尽管我的兄长和弟妹们对我十分同情，可他们个个噤若寒蝉，没人敢说一句话。我不知道后来他们是怎么吃完的那顿涮羊肉。
我从不是个爱哭的孩子，但吃涮羊肉那天，就在父亲指着我的鼻子大吼的时候，我哭得浑身发抖，手脚抽筋。最后，我冲出家门，“离家出走”了。
我哭着出了胡同往北拐，走了一站，到了交道口，然后往东拐再走一站就到了小叔叔家。一个才十一岁的孩子，能“出走”到哪儿呢！母亲不必具备福尔摩斯的水平就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我。她步我的后尘也赶到了小叔叔家。母亲对着深知父亲脾气的小叔叔义正辞严地把父亲“声讨”了一番之后，便把我劝回了家。虽然父亲一个劲地跟我搭讪，但我足足三天没有理他。
就拿我现在四十多岁的美国邻居史帝夫医生和他五岁的儿子麦克尔经常认认真真地互道“Sorry”为例，如果父亲在他发动的那场“涮羊肉战役”之后对我说一声：“是我不了解情况，对不起！”的话，“涮羊肉情结”的阴影就不至于印在我心中近四十年都挥之不去。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有着“父道尊严”、“师道尊严”，乃至皇上、陛下、大总统、大元帅、委员长……等所拥有的“权道尊严”，却从来少有自上而下的“抱歉”、“对不起”和“我错了”。
在“涮羊肉风波”以后的几年里，大哥已去了大学，二哥绝对不是父亲的“对手”，弟妹还小，惟有我是站出来帮着母亲说几句公道话的人选了。那时，一旦父亲又对母亲大发脾气时，只要我在家，我就一定采取“有理不在声高”的策略对母亲进行“声援”。我低声地、慢慢地、清晰地、有力地念完我的“台词”，然后扭头就脱离“战场”。我伶牙俐齿的优势，常常让父亲“卡了壳”。
或许，父亲也曾想以他的方式对我表示歉意？当我穿着租来的冰鞋在什刹海学会滑冰以后，有一天，父亲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带我去了百货大楼。我看到一双很漂亮的高勒儿黑冰鞋，要六、七十元人民币一双，可能是苏联进口的。这相当于那个年代一个中级干部的月工资了。我想都没想过要买它，太贵了！但父亲毫不犹豫地就给我买下了那双冰鞋。那是我少年时代最奢侈的一件私有财产。可我除了奇怪和意外，并没有想到别的。
上中学不久，我去参加了北京市少年宫舞蹈组的活动，历时五年，几乎占去了所有的节假日。以后，我又去学校包伙和上了晚自习，回家就像回旅馆。马将军小院对我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我和家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的脾气更加暴躁，使母亲和全家人十分担惊受怕。因为，那已远远超越了家庭气氛不好的范畴，而是性命交关的政治问题了。
在我的记忆里，“文革”中，我家多少顿年夜饭都是以父亲掀翻桌子不欢而散的。为此，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都不爱回家过年，但让两位老人孤零零地度过除夕总有些说不过去，所以，还得回家过年。每次，母亲都嘱咐了又嘱咐：“千万莫谈国事！”每次，仍是防不胜防。
有一个除夕，大家又回到已经破了“四旧”，从马将军胡同改名叫东旺胡同的小院。每个人都谨小慎微地只说些“今天的天气，哈哈哈”之类的废话，生怕犯“忌”，又惹得父亲大动肝火。但是，父亲最终还是在饭桌上“怒发冲冠”。忘记了是哪位兄弟一不留神提到了王洪文，父亲听罢，一拍桌子站起来大骂：“王洪文！什么东西！王洪文！小王八蛋！”吓得全家人赶紧关窗开电视，乱成一团。母亲说，幸亏我家住的是独门独院，不然，叫街坊听见，一家人就全完了。
从那以后到“文革”结束，我家进行了“过年改革”。母亲为了不再给父亲发表“反动言论”的机会，制定了“化整为零”的对策。以后过年的时候，孩子们都分头回家，大年夜再也没有吃过团圆饭，直至粉碎了“四人帮”。
搜寻我幼年时期的全部记忆，似乎并没有父亲大吵大嚷的印象。“文革”中，在广播剧场为我召开全广播企业局范围的专场批斗会上，当年中央电视台文艺组组长登台批判我“炮打中央文革”的家庭根源和思想根源时，曾提及过我的父亲是“内定右派”。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此事。基于自身的处境，我已无暇他顾，况且，即使我平安无事，也不会笨拙到去父亲那里充当“揭老底战斗队”，自讨没趣。
所谓“反右”和“反右倾”运动的荒唐及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如今已有定论，我不必多说。从印度回国后，父亲在那场运动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至今我也不甚了然。虽然我很反对一个男人拿老婆孩子当出气筒，但显而易见，父亲当年的遭遇是他火爆脾气的重要因素。
父亲是个有头脑的聪明人，又曾留学美国，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并在海外工作多年。对中国社会一场场人为的政治运动，他可能颇有看法。
知识分子喜欢论政。我现在居住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众多的华人社团中，“陶陶时事座谈”便是那些专门喜欢论政者的好去处。海峡两岸，香港美国，张三李四，指名道姓，喜怒笑骂，煞有介事，个个都俨然“业余国会议员”。作为海外中文媒体的记者，我曾去采访过数次。面对着其中几位知名的“话癌患者”，烦不可耐的时候我思索过：“他们的老婆怎么受得了？”一位要好的台湾同行使我恍然大悟：“就是让他们在这里讲个够，不要回家去烦老婆呀！”
假如，一九五七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论政得到了公正的待遇，假如，当年父亲发表点什么意见又没被扣上“内定右派”的帽子，则于国于家都是大幸。事实上，大约是父亲心里窝火又没处发泄，而使得母亲和家人遭受了多少无端的池鱼之殃。
“文革”开始不久，一九六七年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去上班前，父亲突然对我说：“斯大林的女儿跑到美国去了，还写了一本书《仅仅一年》。”他并嘱咐我不要出去乱说。父亲似乎还想和我议论些什么，而我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一言不发，毫无反应，接着就推着自行车出了大门。
我和父亲从来没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在中国那个一句话就会惹来杀身之祸的年代，他突然和我说起如此“犯禁”的话题，令我感到非常吃惊。长久以来，“涮羊肉情结”深埋心底，使我对父亲的感情十分疏远，我回避和父亲谈话，关于“斯大林女儿”的对话自然无法继续下去。现在想来，那个早上父亲一定是有满腹感慨，不吐不足以得平静才把我当成了谈话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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