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这种时刻，就像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时那样，我的心中总是充满着神圣的感觉。“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我由衷地认为，我们少年一代是祖国的明天，国家的重担就在我的肩上。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在人们发自肺腑的欢呼声中，毛主席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转化，确定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思想基础。当我在天安门前欢呼跳跃的时刻，当我在金水桥畔被使命感充斥的时刻，万万没有料到，二十二、三年以后，当一九七六年毛主席去世时，我竟流不出一滴眼泪了。
在一中心的学生生活中，虽然在朋友的小圈子里，我如鱼得水，但在班级里，我仍然胆小。
有一天正在上课，突然有人进来说：“吕大渝，社主任让你到教导处去一趟。”我吓坏了，心“咚咚”地跳着离开了教室，一边跑，一边琢磨着自己最近犯过什么“错误”。等我到了面对着学校大门的教导处，见到杜主任和金主任两人都等在那里，吓得哭了起来。瘦瘦的金主任笑着告诉我：“别害怕。”她说：“你快回家换身衣服，有任务。”
那阵子，母亲正因高血压病休在家。我一溜小跑，进了大门就嚷：“妈，金主任让快换衣服，有任务。”但究竟是什么任务，我也说不清楚。
在曼谷时，母亲有许多好看的旗袍，回国后，穿不出去了，便都照着她那本美国儿童服装的画册给我改了衣服，有裙子、有背带裙裤，她还用从曼谷带回来的一块图案别致的人造棉做了一件连衣裙，都烫得平平的挂在衣柜里。
我换好衣服回到了教导处，金主任就让我跟着陌生人坐上汽车离开了学校。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我又换上了公家的衣服，是白绸子衬衫、毛料红短裙。接着，我们就去了飞机场。
我的任务是给来访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献花。阿里留着大胡子，头上裹着白布，他是印度尼西亚的总理。我按着大人们的要求，捧着一大束鲜花，跑了上去，先敬一个队礼，接着把鲜花递给了他，然后再敬一个队礼。我完成了任务，扭头就跑。
“哎！回来，回来。你怎么不理我呀？”突然，身后有一个人喊住了我，我这才看清了，原来在阿里旁边，还站着周恩来总理。我不好意思了：“我没看见您。”他笑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呀？”我说：“我叫大渝。”他笑了：“你为什么不叫小鱼呀？你为什么不叫大虾呀？”我说：“因为我生在重庆，渝是重庆的简称。”他又笑了。
我觉得周总理问我为什么不叫“小鱼”和“大虾”的话很好玩，回家后，迫不及待地告诉了母亲。
周总理可真是个和蔼可亲的人。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首都儿童向阿里献花的新闻照片。周总理在照片里微笑着看着我。虽然我只是个背影，可公家的那条裙子特别醒目，我想：真挺括呀，毕竟是毛料的。
后来，母亲剪下了这张照片给远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父亲寄了去。
不久，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我又有了“任务”。
汽车来学校接我的时候，车上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一个叫俞安玲的女孩，一个姓赖的男孩，另一个男孩叫瞿弦和。瞿弦和后来当了中国煤矿文工团的团长。
我们可能是被拉到了团中央少儿部，因为，我们在那里见到了少儿部的部长江敬文。
四个孩子都换上了白绸长袖衬衫，女孩子是灯笼袖的。我穿了一条豆绿色的宽背带裙，俞安玲穿的是肉粉色的。两个男孩一律穿浅灰色的西服短裤。
不知等待在前面的任务是什么，大家都有些忐忑不安。这次，我们是从学校直接去的，没有回家换衣服。发了衣服以后，忘记了是哪个男孩着急地说：“我没穿小裤衩，怎么办呀？”我们悄悄地商量起来，我说：“要不，就直接穿短裤吧。”虽然刚刚认识，但大家一下子就很抱团了，我们心照不宣地要保守这个“秘密”。
当天晚上，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庆祝“七·一”游园晚会上，要欢迎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毛主席也要出席。我们的任务还是献花。
到了中山公园，少儿部的工作人员分配我和瞿弦和给毛主席献花，俞安玲和姓赖的男生给胡志明主席献花。
欢迎会在一个大殿前举行。当毛主席和胡主席从大殿里走出来，站在了又高又宽的廊子上时，我们四人就跑上去献花了。我和瞿弦和给毛主席献完花以后，又走到胡主席身边致意，俞安玲他们也换到了毛主席身边。毛主席问我们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们都不大听得懂他的话。他的湖南口音太重了。
接着，我们跟着毛主席和胡主席走进了大殿。这时，毛主席什么话都没说，就走开了。胡主席坐在沙发上，我们四人围在了他的身边。我以为毛主席去上厕所了，可他这一去就再没回来，也没有任何人来招待胡主席。毛主席的举动实在出人意料，我觉得这样对待客人太不礼貌，我很怕胡主席觉察，心里急得不得了。虽然语言不通，但四个孩子都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和胡主席“谈话”。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和胡主席跟四个孩子在大殿前的，另一张只有孩子们和胡志明在一起。
我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跟胡主席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开了，我也不知道被晾在一边的胡主席是不是有点不高兴。
我觉得毛主席不如周总理和蔼可亲。
那天，我们完成任务后已经很晚了，少儿部的工作人员用汽车挨个送我们，我是第一个到家的。我们四个孩子虽然只在一起工作了一天，但分手的时候，大家好像已经很熟了。
隔了些天，瞿弦和被他父亲领着，找到了我家。他送给我两张“七·一”那天的新闻照片，还邀请我去他家作客。
瞿弦和的父亲叫瞿良，是北京第二十二中学的数学特级教师，印尼归国华侨。二十二中就在离我家很近的交道口东大街上。我后来听说，瞿弦和根本说不清我家的地址，“七·一”晚上，只是汽车先送我回家时，他在我家门口停了一下而已，是他的父亲带着他一个胡同一个胡同挨着找，才找到了我家。
他家那时住在后拐棒胡同二号，和我一起去作客的还有在电影《鸡毛信》中扮演海娃的蔡元元和他的哥哥蔡安安等好几个孩子。蔡元元扮演的放羊娃海娃，机智地把鸡毛信藏在老绵羊的大尾巴里，躲过了日本鬼子的搜查，送到了八路军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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