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我还和二哥一起，趁着阿爹睡觉时，到他的钱夹子里去“拿”钱买棒棒糖。阿爹睡在亭子间，他总是把自己的长衫盖在被子上，而钱夹子就放在长衫的口袋里。是二哥先发现这个吃棒棒糖的“资金来源”的。前两次，都是二哥动手，我在旁边“观战”，然后同享“胜利果实”。第三天晚上，我去“独立作案”了，可刚一伸手，就被装睡的阿爹逮了个正着。他也不是个富人，可能接连两天发现钱夹子里本来就不多的钞票有所短缺，于是便计擒小贼。
虽然母亲对两个学龄前“小贼”未加丝毫挞伐和训斥，但却想到是该送我和二哥进学校的时候了。那时，小学并没有入学年龄的限制。中国的歇后语说：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反正我在家里也是瞎玩，莫如让我跟二哥一起去上学，跟得上班就学点东西，跟不上班，只当换个玩的地方就是了。于是，我一度成了二哥的同班同学。那年，我快五岁了。
其实，二哥小时候绝少有特别出格的行为。一般来说，能够调皮捣蛋恶作剧的小孩都是“机灵鬼”，但二哥并没这份福气。他七个月早产，出生时不过三斤，放在暖箱里才得以成活。初生的二哥被父母叫作“三斤子”。长大成人后，二哥之所以是四个兄弟中个子最高的，完全是由于母亲注意到他先天不足，对他格外照顾所致。母亲曾让当时在美国进修的父亲给他寄回不少大钙片和含钙的“大力果奶粉”。正因为吃了太多的钙，他的骨头特别硬。小时候，从来不打孩子的母亲常说：“我可不愿意打大蜀，打了他我的手疼。”但是，二哥的智力毕竟还是受到了早产的影响。
对二哥来讲，“功课好”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事。在二哥成长的过程中，我“抢尽风头”，虽然没有我的任何错误，但长大以后，总使我对他怀有深深的同情。
我和比我大两岁八个月的二哥同班，自然令他感到很没面子，放学回家，便天天向母亲告状，说我什么都不懂，上课还乱动。
对那段学生生涯，我只记得我的座位在教室的最后面。那个时代中国的人口只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学校里也不会人满为患。我们教室后面的两、三排空位子，都成了我的地盘。上课时，我常在空位子上窜来窜去，挺自在的。现在想想，我该是班上最矮的，理应坐在第一排，何故把我放在最后面？或许母亲是这样对老师要求的？可能老师也没把我当回事？没准二哥告的状基本属实？
总之，那段学生生涯的烙印是，我从滑梯顶上栽下来，在左腿的膝盖上留下个一寸长的伤疤，至今清晰可见。那段学生生涯的收获是：我对国语注音字母一窍不通，似乎从来没学过，而这正是那个年级该学的。现在，从台湾来的中国人在美国办的中文学校，仍然使用国语注音字母教学。
【五 下南洋】
我与二哥做同班同学并没有多久，便因全家移居泰国首都曼谷而作罢。
一九四八年六月，父亲出任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曼谷办事处处长，先行前往，母亲在年底才带着五个孩子去泰国与父亲会合。
去曼谷的时候，抱在母亲怀里的妹妹才几个月大。在上海出生的妹妹名字是大曼，这与父亲按出生地给孩子取名的原则不尽相符，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他的疏忽。上海的简称是沪，如果我这个惟一的妹妹名叫“大沪”的话，日后也许得步大哥的后尘，被他一帮高中同学发明的“吕大齐，骑大驴”一样，整天被同学戏滤“吕大沪，吃大户”了。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惟独妹妹大曼没有以出生地命名，实在是父亲的“远见卓识”。
初到曼谷，我们住进了月光胡同一座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房子类似美国的sing-lehouse，但是，多了院墙和大门，车房不与小楼相连，厨房也不在小楼之中，而是悬空架在小楼后面小河的下游。厨师有时会把脏水直接倒进河里，所以厨房周围的河水漆黑浑浊，不似架在小河上游小亭子下的河水那么清亮。
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何以对那河水的色彩及成因有着如此深入的观察和记忆？只因我在这条小河里有过两次“大难不死”的经历。
曼谷地处热带，不只植物种类繁多、四季常青，小动物也五花八门、稀奇古怪。家里有个园丁，花园自然被他收拾得琳琅满目、整齐漂亮，但我最喜欢看的却是他爬树砍芭蕉。芭蕉树沿河栽种，芭蕉短小味酸，不如香蕉好吃。
车房正对大门，那里面住着一只“多给”，模样是鳄鱼、晰蝎或四脚蛇那一类的，一尺大小，色彩斑斓，浑身长满了疙瘩，令人恶心。我不知道它的学名，“多给”是它的叫声，晚上叫得最欢。在我家帮工的阿姆是个华侨，她说，“多给”一叫，家里就要来客人。不过，我倒觉得“多给”和来客人没什么关系。
车房里的“多给”长相不讨人喜欢，河里的小鱼却很可爱。我最喜欢玩的就是到河里捞小鱼了。厨房下的河水里小鱼最多，一寸大小，和水一样黑。一块木板架在不宽的河面上，可能是为过河砍芭蕉而设的。木板上长满了青苔。这是捞小鱼的最好位置。
和往常一样，有一天，我又去捞鱼了。那天的小鱼特别多，还有几条一寸半的大小鱼混在当中。它们挤作一团，好像在抢东西吃。脚下有些滑，我很小心，可是，一条小鱼还没捞上来呢，我这条“大渝”却掉下去了。我不会游泳，正在瞎扑腾的时候，一只手把我提了上来。
以后，在我少年时代看过的电影里，英雄们在临死之前都会说“不要管我，救人要紧”、“这是我最后一次党费，请把它交给党”，然后，头一歪，就死了。可我在这第一次“大难”的临死之前，什么都没顾得上想。
母亲听见了我的哭声，从楼里赶了出来。阿姆说，她刚巧在厨房里，听见外面“噗通”一声，出来一看，是我掉进了河里，就把我提了上来。母亲很紧张，她说，万一厨房里没有人，我就没命了。
说的也是，早饭刚刚过后，厨师外出买菜去了，阿姆并不是厨师，只是照顾妹妹的保姆，那时妹妹刚刚会爬。阿姆去厨房纯属巧合，万一她晚两分钟去厨房，就根本没有人会知道我落了水。
第一个美籍华裔太空人王赣骏也有过童年落水的经历。一九八五年七月，他应邀访华，在西安接受我的采访时，曾谈起过他三岁在江西落水的事。那是战乱的逃难途中，他家正在船舱里，当他掉到江里的时候，被漩涡一下子就卷到了对岸。一个艄公正在拉起一根泡在江里的竹竿，不料，跟着竹竿还拉起了一个小孩。
万一那艄公当时不在那里呢？万一那艄公没有泡那根竹竿呢？万一那才三岁的男孩没有碰到和抓住那根竹竿呢？当时，人们都说王赣骏命大。
我并不迷信，但直到如今，每当听说或见到一些神奇的事，我往往会抱以敬畏的态度。我所知太少，万一冥冥之中真有点什么，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话，我可不敢得罪任何神灵。
我在曼谷第一次落水的“大难”，是阿姆帮我料理的“后事”，她带我去冲凉，洗去了浑身的黑泥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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