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名字】
渝，四川重庆的简称。我之所以叫大渝，是因为我出生在重庆。兄弟姐妹六人的名字都是在出生地的简称前面加个“大”字。除了我以外，二哥和大弟，就是大蜀和大庆也出生在重庆。
以后，在学生时代，乃至来到美国，也常见到“小渝”、“渝生”之类的名字。我知道，那些“小渝”和“渝生”们也和我一样，都是被抗战时撤退到“大后方”的父母们生在重庆的。
我的祖籍是江苏苏州，虽然父亲再也没有回到故乡工作，但假如不是因为战乱的话，我绝不会得到现在这个我并不喜欢的名字。
我是父母的长女，排行老三。其实，在我上面母亲已经生过三个男孩，只是老大在三岁时便夭折了。他叫吕品，一九三五年春出生。“品”字由三个口组成，意思是：除父母外，他是家里的第三口人。如此，我现在的大哥原名“吕田”，现在的二哥该叫“吕吾”，轮到我，准是“吕晶”了。后来，因为吕品不在了，不能再按家庭的人口数目来为儿女取名，父亲便把出生在山东青岛的吕田改名“大齐”，下面的五个孩子便一路“大”了下来。而这个“大”字便是我始终不满意自己名字的根源。
我见过吕品的照片，一副很聪明可爱又瘦弱的模样。多少年后，母亲还不时夸奖“品品”指挥大家合唱抗日救亡歌曲时的音准、乐感和认真的神气。直到我自己有了儿女以后，才体会到母亲终生的伤痛。
品品葬于重庆北郊蚂蟥岭，现在，那里已经变成繁华的商业区了。品品的夭折是由于父母没有育儿经验，又书呆子气十足，一切按照书本办事，以为婴儿吃奶不宜过饱而导致他营养不良。三岁的品品大哥后来死于哮喘病。
我的母亲在襁褓之中便父母双亡，由教会养育十年之久。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小时候母亲几次和我说过：品品死前，她两次亲眼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从后门进来，那是来接品品去天堂的上帝的使者。我觉得非常神秘。
对上帝，我似乎有过一次“心诚则灵”的体验。五岁不到，我在上海虹口一所叫灵粮堂小学的教会学校读二年级的时候，住在寿荫坊四十三号的弄堂里。那时我有一把红色的塑料剪刀，圆头，只有小手巴掌那么大，给小孩做手工用的，真的可以剪纸。那可能是父亲从美国给我带回来的。有一天，我怎么也找不到这把塑料剪刀了，急得坐立不安。情急之中，突然想起向上帝祷告。客厅里别无他人，我双手合十，跪在地上，闭着眼睛，口中念念有词，请求上帝帮我找回心爱的小红剪刀。刚刚祷告完，小红剪刀便一下子在茶几台面下的格子里找到了。我高兴极了，但又非常奇怪：在祷告前，记得我曾找遍了所有的地方而不得。这件事，我从没和任何人提及过。我知道这可能只不过是个巧合，但这把小红剪刀的失而复得，令我长久不能忘记。
苦辣酸甜构成了人生。如今，年过半百，我已懂得精神有所寄托对人生的重要，特别是来到美国这样一个基督教文化的国家，看到一些虔诚的基督徒通过对“主”的信仰而使内心得到平静和充实，更感如此。金钱和物质绝对为生活所必需，可人生快乐的程度却并不与金钱的数量成正比。内心的安宁祥和，是金钱难以买到的。
母亲一直希望我能信“主”，我也知道有个虔诚的信仰可能会使生活轻松一些，但就是因为我搞不清楚“上帝究竟住在哪里？”而无法相信上帝的存在。或许，年纪越大，有所信仰则愈发困难，可我清楚，浩瀚宇宙有很多人类的未知领域，所以，我尊重母亲的信仰，而且，由于母亲与教会的渊源，我对教会抱有好感，只是至今我还没能如母亲所愿，成为一个基督徒。
【二 母亲】
我的母亲王志筠，一九一零年出生在沈阳小河沿一个基督教家庭。她的父亲只是个小商人，并不富有。
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后，在许多地方都创办了教会学校以及医院和孤儿院等福利机构。
母亲仅十五个月大的时候，由于霍乱的流行，双亲相继去世，留下的五名子女，生活陷入了困顿。我的大舅去山东投靠了他的二伯父，也就是我的二舅爷。十六岁的大姨当时已在教会学校寄宿，于是，二舅和二姨也随同大姨住校，他们三人全由教会收养。才一岁出头的母亲，留在了大舅爷家。大舅爷也是小商人，已有两个儿子，生活非常拮据。母亲在那里只住到五岁，也由教会收养，去了坤光小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此，一切生活杂事全靠母亲自己料理了。
早年，坤光小学是沈阳非常有名的一所教会学校，除中学部以外，还有小学部和幼儿园。母亲深感求学不易，学业自然加倍努力，成绩也相当出色。在坤光小学毕业后，她半工半读，在幼儿园帮忙并在小学二、三年级兼音乐课，还在中学部跟班读书。
坤光小学的校长是个英国人，幼教工作者，她教母亲教育学、心理学、教授法和弹琴。后来，很有艺术天分、酷爱音乐、又喜欢孩子的母亲，以初中同等学历及向坤光小学借贷并承诺学成回校任教来偿还贷款的方式，历时两年，得到了沈阳崇正女子师范学校幼师的毕业证书，日后，成了一名杰出的幼教工作者。
母亲的一生，得助于教会颇多，精神上寄托于“主”颇多。
“文革”中，反右时被“内定右派”的父亲进了学习班；大哥远在西安；“老三届”的妹妹大曼被分配到东北嫩江达斡尔族地区插队；仅二十出头的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进了单位的“牛棚”；刚初中毕业的小弟大谷也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被拘留数年。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批评共产党搞“党天下”的民主党派人士，都成了国家级的大右派。民盟负责人章伯钧和罗隆基更被打成“章、罗反党联盟”，当时，他们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老少皆知。
“文革”期间，刚初中毕业的小弟被分配到首钢河北迁安铁矿当装卸工。一九六八年，就在我被打成“反革命”不久，小弟也突然出了事。听说因为小弟刚巧是位国家级大右派之子在北京二十五中的同学，而那位右派之子由于屈打而成招，他的许多同班同学都被供成是“反革命小集团成员”，有的还判了死刑。小弟被说成是“情报部长”的根据，仅仅因为我家有一本“文革”前在书店里买来的《情报术》，一本薄薄的译本。为此，我的小弟，一个才十几岁的孩子，先是在首钢被隔离审查和批斗，后来又被大兴县胡同的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拘留。
我永远不会忘记白发苍苍的母亲在凛冽的寒风中缓缓而行，去给幼子送冬衣、送粮票、送饭费的佝偻的背影。月月年年，这一送就是四年。
在那压抑的年代，我这个“炮打”了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还被专案组归为最具危险性的“内定一类”。母亲多次对我说：“信主吧！向主祷告吧！我的朋友们都在为你祷告。”有一次，她还执意带我去了她的陈大姐家。陈大姐是位医生，她把手放在我的头顶上，我不懂这是在做什么，但却十分虔诚。在那无助无奈的境遇中，我真的希望有个能够救助我的“卞。
“文革”时代的中国，信奉基督教，做礼拜，可能会惹来很大的麻烦，但母亲常去陈大姐家，那可能就是所谓中国的“地下教会”。不言而喻，帮助安分守己、与世无争的母亲度过人生中一桩桩磨难的精神支柱，就是她心中万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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