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13日，女师大新校长易培基到任，鲁迅代表校务维持会表示欢迎，同时宣布校务维持会胜利结束。
林语堂在1925年12月14日《语丝》第57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的文章，提出了“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他认为“费厄泼赖”的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现在应该努力提倡，他又说，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
鲁迅在《论“弗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坚决主张“打落水狗”的。他认为：对于“狗”，人们是不应该加以怜悯的，尤其是那一些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的叭儿狗，当中外娘儿们上街的时候，它们脖子上拴了细链子，跟在人们后面跑更是可恶。它们虽然是狗，却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态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对于一些叭儿狗，鲁迅主张应该先行把它们打落水中，又从而打之；因为，如果对于叭儿狗宽容了，则别的狗也就可以不打。当他谈到《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文章时，认为：“狗性总是不大会变的，假使一百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
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鲁迅坚决主张：必须打落水狗；必须和一切的恶势力进行不妥协不调和的斗争；必须坚持韧的战斗。
“女师大”事件胜利结束了，“正人君子”们所制造出来的流言彻底破产了，他们又变换了另一个方式。陈西滢在1926年1月2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三卷五十六期的《闲话》里，宣布他们从今年起，“永远不管人家的闲事”了，同时又大谈其“做学问的工具”问题，规劝有志于做学问的人，不可不博览群书。其实，这是一个烟幕。
鲁迅把这一些比作小学生玩的“七色板”——用七种颜色涂在一块圆板上的玩具，——它不动的时候，倒也是很好看的，可是转不得，一转，它就变成灰色的了。这灰色，就正是“现代评论派”的保护色。这一班“正人君子”把群众领上妥协和屈辱的道路，也就是死亡的道路，安分守己地做着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军阀官僚的“顺民”，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但这目的是永远达不到的！
在陈西滢声明“不管闲事”之后，他们不敢正面地对鲁迅加以攻击了。他们于是就从侧面弯弯曲曲、鬼鬼祟祟地以私人通信的方式，散布流言，诬蔑鲁迅。
鲁迅在杂文《不是信》里，给予驳斥，指出这些绅士们的“跳踉丑态”，是无法掩饰的。鲁迅说：正因为他的笔锋刺痛了社会上某一些神似“叭儿狗”的人物，因此，那些以“叭儿狗”自命的人，就出来表示十分悻悻不平了。绅士们说：鲁迅是爱放冷箭的。鲁迅说：不错，冷箭是放过几枝的，但所放的总是对准先“放冷箭”的陈西滢之流才放的，这叫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冷箭”在以后也还是要放的，并无悔祸之心。
这个笨拙的战术被击破后，他们又改变了花样。
由徐志摩等人出面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叫做《结束闲话，结束废话！》的文章。他装出一副貌似公正的面孔，说：“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同时他还声明说：“本刊此后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字”了。不用说，这仍是一骗局。
鲁迅说：不行！现在不能“带住”！须先揭露出来绅士服包起来的丑态和假面具的“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才能“带住”。鲁迅只要求他们，不再摆臭架子，忘却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绅士衣装抛到“臭茅厕”里去，除去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鲁迅的斗争艺术是十分高明的。他知道得最清楚，通过当前的现实问题，抓住了某种思想类型的代表人物，予以彻底的和坚决的打击；这不仅直接打击了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全体，而且打了“叭儿狗”，在事实上，也就是打击了它的主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首先，把他们的“叭儿狗”打落水，在水里又从而打之，这是十分必要的。
这个更加笨拙的缓兵之计又被击破了，他们于是再改变一个花样，那就是比流言更阴险和毒辣的诱杀手段了。1926年3月18日，在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国务院门前，屠杀徒手请愿的群众和青年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就是这一个罪恶阴谋的铁证。
在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开进了大沽口，开炮向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轰击。13日，日本政府就向段政府提出抗议；16日，英、美、德、意、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日本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对段政府又提出了最后通牒，限定18日正午以前答复。18日，北京民众三万多人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的群众大会，会后开始游行示威。当一部分青年学生和各界代表走到段政府门前请愿时，段命令卫队开枪。霎时间，血肉横飞，当场40多人遇难，200余人受伤。枪声后，手拿大刀铁棍的散兵冲过来，他们向中枪扑地，尚有生气的人，用铁棍大刀当头打去。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和她的几个女同学就在这时被虐杀。
革命领袖李大钊头部也受了伤，但他仍镇定指挥群众撤离。
第二天，段卖国政府通缉“暴徒”的领袖李大钊等人；接着又通缉了鲁迅。于是，“不管闲事”的陈西滢又站出来了。他诬蔑学生们是“受人利用”而“自蹈死地”，以此种腔调来为他的主子竭力辩护，这也越发显露出他的真实的政治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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