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不大的四合院，在院子里种着几棵丁香花，白的和紫的，三两株枣树高出于屋檐之上。在不大的三间北屋后面又接出去一间，人们叫它做“老虎尾巴”的“斗室”，这就是鲁迅工作、休息和接待学生的地方。透过这间“斗室”后墙的玻璃窗，可以看到窗外是一个小小的院落。沿着后墙的墙角，种着几株青扬和几簇榆叶梅。室内的玻璃窗下，是一张单人的木板床，东壁下，贴墙放着一张写字台，台子旁边是一张带扶手的藤椅。西壁下，放着一张茶几和两张木椅。这个小屋最多不能超过五个人，否则便坐不下了。
鲁迅在这里和青年们谈天是他所需要的，否则他也许会感到寂寞。他们的谈话无拘无束，鲁迅的语言也是那么简洁和朴素。由于鲁迅谈话时总吸烟，所以屋里充满了浓厚的香烟味。他恐怕有些青年们不习惯，便笑着走去把窗子打开。鲁迅和青年们谈天，对于他就是一种休息，他还经常劝青年们多留一会，只要客人有时间，在他是无妨的。
在这里，鲁迅经常替青年们进行批稿、审稿、校对的工作。他对于青年们的请求决不推辞，非常爽快地答应。他还经常接受青年作家的委托，替他们编选集、编目录、写序言，甚至做设计、封面设计等。青年们从鲁迅这里所得的帮助，总是具体的、无私的、无微不至的，可以说他们也确实需要鲁迅！
鲁迅对于青年们的爱是深厚的，是无私的。
1923年，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了。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一些创作外，还包括《端午节》、《白光》、《兔和猫》、《社戏》等几个短篇。
《呐喊》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它立刻引起了当时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立刻引起了当时文艺界的注意。对于这书的出版，一切革命的和进步的批评家都采取了欢迎的态度。成仿吾在《呐喊》的评论里，首先着重指出《呐喊》的时代的意义，他写道：“近半年来的文坛，可谓消极到极处了。我忍着声音等待震破这沉默的音响的到来，终于听到了一声宏亮的呐喊。在我未曾直接耳闻这一声宏亮的呐喊之先，我先听到了一阵嘈杂的呐喊的呼声，这种呼声对于提醒人们迟钝的注意力是必要的，然而于我这种吞声等着的人，却有点觉得嘈杂而可厌。然而我终于听到了一声宏亮的呐喊了。这便是鲁迅的‘呐喊’，这一部小说集。
《呐喊》的出版，标志着新文学对于旧文学斗争的胜利。它把那一些文坛上的陈腐的劳什事一扫而光，推翻了旧文学曾经取得的优势，树立了新文学的战斗的旗帜。茅盾在《读〈呐喊〉》一文里，热烈地赞扬道：“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丹麦的大批评家布兰兑斯曾说：‘有天才的人，应该也有勇气。他必须勇于自信他的灵感，他必然自信，凡在他脑膜上闪过的幻想都是健全的，而那些自然而然未到的形式，即便是新形式，都有要求被承认的权利。’这位大批评家的几句话，我们在《呐喊》中得到了具体的证明。除了欣赏惊叹之外，我们对于鲁迅的作品，还有什么可说呢？”
而资产阶级的评论家所采取的却是另一种态度。
他们对于《呐喊》的出版，则表示十分冷淡；或者加以歪曲的解释。当时，在《现代评论》上，曾发表过一篇张定璜的题为《鲁迅先生》的文章，他写道：“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鲁迅先生的医学究竟到了怎样的一个境地，曾经进过解剖室没有，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他把鲁迅解释为生活的旁观者。他认为：鲁迅是这样的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那就是，忠于他的表现的，忠于他自己的艺术家。”
很显然，他曲解鲁迅为一个旁观者。但是，无数事实证明，鲁迅从他的革命文学活动的第一天开始，就是以一个战士姿态出现的。他的革命文学作品——不论是杂文或者小说——都是他作战的武器，并以他的战斗的革命文学作品，建立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的，战斗的传统。首先，鲁迅把他的文学作品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他把文学事业和改造社会的革命事业密切结合起来。其次，在艺术风格上，作者以简洁，明快的手法，在文章中体现了彻底的革命的批判精神。再次，在创作方法上，毋庸置疑，鲁迅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在他的作品中，现实主义的特色表现得最为充分。同时，和他的彻底的批判现实主义并存的，是积极的浪漫主义的精神。
鲁迅的著名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的出版，是在1924年的6月，这书是根据他几年来在北京大学授课时所编的讲义修改而成。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中的小说发展史中，这本书是一个创举。作者不但挖掘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宝藏，同时，也揭露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的一些奥秘，表现出了鲁迅对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在这本书里，有许多地方的论断，达到了令人信服的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思想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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