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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

  §去莫斯科治病

  《七七决议》通过后,罗荣桓在会见一些干部时常常说:“现在有了决议,思想统一了,好办了。在东北有这么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他们的斗争经验都很丰富,东北的工作一定会取得很大成绩。我可以放心去治病了。”

  七月下旬,罗荣桓夫妇带着两个孩子由罗生特和科长尹健护送,从哈尔滨来到满洲里。由于办理出境手续十分缓慢,罗荣桓一行在满洲里待了十几天。罗荣桓平时一天也闲不住,此时待在这日长夜短的边境小城里,感到度日如年。他几次提出要返回哈尔滨。经过大家劝说,才勉强留下来,但他的心仍然牵挂着东北战局。有一天,他问尹健,司令部机关的同志们对战事有些什么反映。尹对他说:“不少参谋对四平撤退以后,我们一仗未打便撤到松花江以北,有点想不通,觉得是不是撤得太多了。”罗荣桓解释说:“主力北撤是对的,在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我们都是采用‘诱敌深入’的办法取得了胜利。回去以后,你可以组织同志们读一读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特别是其中‘战略防御’这一章。把这篇文章学好,对北撤就自然会想通的。”

  八月上旬,罗荣桓乘火车到达莫斯科。苏共中央联络部派联络员尼古莱叶夫到车站迎接,安排他们住进莫斯科大旅馆。此前,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也从张家口来到莫斯科治病,同住在一个旅馆里。分别多年的老战友在异国重逢,格外高兴,一连几天谈天叙旧,兴致勃勃。休息几天后,罗荣桓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王稼祥也因在国内作放射治疗,皮肤被灼伤而住进这所医院。他们二人同住一间病房。

  经过四天详细全面的身体检查后,医院给罗荣桓做了手术,切除了长了肿瘤的左肾。不料由于刀口缝合不好,伤口破裂,引起大量出血,不得不再做缝合手术。医生看他头冒汗珠,紧咬下唇忍住疼痛,一声不哼,翘起拇指连声赞他是“真正的英雄”。

  手术后,罗荣桓在医院又住了一个来月,同病房的王稼祥给他当翻译,每天将报上的新闻说给他听,替他拿药、倒水,关怀照顾,无微不至。

  罗荣桓的刀口尚未完全愈合,便被转到莫斯科郊外森林里的巴拉维赫疗养院。两个月后,他的身体渐渐复原,又转回莫斯科住进纽克斯国际旅馆。

  当时在莫斯科读书的中国学生经常到旅馆来看望罗荣桓。这些孩子中,有张太雷的儿子张大保,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和女儿蔡转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刘少奇的儿子刘允彬和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林伯渠的女儿林莉莉姐妹等。他们大多数是抗日战争时期来苏联学习的,对国内情况已很不了解,有的甚至只懂俄文,不识中文,连中国话也说不好。当时战争刚结束不久,苏联人民生活还很困难,配给这些孩子的食物有时不够吃,衣服不够穿。罗荣桓是按照苏共中央委员一级的待遇,又是病人,每天有两块白面包,还有牛奶、鸡蛋和黄油。他常常把这些东西省下来,留给孩子们“打牙祭”,并且利用这些机会给他们讲中国革命的形势,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文化和专业知识,将来好回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罗荣桓出国时,党组织给他少量黄金准备应急用。到苏联后,供应由苏方负责,黄金一点也未动用。这时,罗荣桓了解到在苏联学习的孩子们生活比较清苦,便想拿一些给他们作生活补助。他征得王稼祥和当时正在苏联出席国际妇女会议的蔡畅的同意,拿出小部分黄金,将孩子们召集来开会。由他们推选了朱敏、蔡转转、李特特等负责管理。在会上,罗荣桓对他们说:“这金子是中国人民的血汗,要节省着用。你们要继承父母辈的革命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学好本领,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对你们的期望。”

  一九四七年三月,医院复查认为罗荣桓的肾功能仍有问题,同时还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建议他去克里米亚疗养。罗荣桓夫妇正收拾行李,准备南下,苏方联络部人员心情沉重地告诉罗荣桓:国民党占领了延安。

  当时,苏联人都把延安看成是中国的莫斯科。在苏联的卫国战争中,莫斯科没有沦陷,苏联人对此颇为自豪,因此,有些人把放弃延安看成是严重的事件,甚至说,丢了延安是中国党的错误。在莫斯科的一些中国学生受到这种影响,也为祖国的革命前途担忧。

  罗荣桓耐心地对他们做宣传解释工作。他对一些苏联友人和中国学生说:“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并不是我们被迫丢失,而是主动撤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类例子是不少见的。在俄国历史上也有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最后遭到失败的事例。”他还引用了一九四六年七月毛泽东的一段话:“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他再三强调,放弃延安绝不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失败,而只能是新的更大胜利的开始;今天失掉一个延安,明天将会得到全中国。

  这时,罗荣桓的心早已飞回到祖国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的战场了。他婉言谢绝去南俄疗养,决定立即回国。苏方医务人员劝说无效,只得在罗荣桓的出院通知书上,写下了手术后的肾功能情况,特别又增添了“心脏病、高血压”两项病变,建议休养三年,又规定每天工作绝对不能超过三小时。

  罗荣桓打点行装,准备回国之前,对林月琴说:

  “你看,照现在这样,我又可以多订几个新的五年计划了!”

  林月琴看到他老病总算除掉了,也感到十分欣慰。

  §回国立即投入战斗

  一九四七年五月下旬,罗荣桓一行回到哈尔滨。

  经过这一年来的斗争,东北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一年来,东北局动员了十二万名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摧毁了农村中的封建堡垒和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农民干部,成立了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改造了村政权,组织、武装了十二万民兵。剿匪工作也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一年来,民主联军正规部队在民兵自卫队的密切配合下,共歼灭土匪二万人,李华堂、谢文东等重要的匪首被活捉,残余土匪全部被消灭,东北解放区内的匪患已彻底肃清。

  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也利用休战时机进行了整补,兵力达四十万人。一九四六年八月,蒋介石撕毁了东北停战协定,下令进攻热河,占领承德;十月下旬起,又按照“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方针,向南满的安东和通化地区大举进攻,实行分割和压缩,南满的形势逐步恶化。

  南满民主联军的活动区域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蒙江、长白、抚松四个县。粮食不足,装备、兵员补充困难,伤员无处安置,局面极其险恶。为了加强南满对敌斗争的领导,东北局于十一月初决定成立辽东分局,陈云任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肖劲光任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为副司令、副政委。陈云、肖劲光赶到南满后,召开了对坚持南满斗争具有历史意义的“七道江会议”,提出“留在南满,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大闹天宫”的主张。陈云指出:决不能退到北满,那将使敌人的兵力随之也集中到北满。现在敌人南攻北守,而我们则可以南守北攻,夹击敌人,调动敌人,使敌人疲于奔命。“七道江会议”很快统一了领导思想,振奋了部队士气,使坚持南满的方针得到贯彻。随后不久,南满连续展开了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同时北满则进行了“三下江南”的战役,南北互相策应,先后共歼敌四万余人,收复城市十一座,坚持了南满根据地,巩固了北满根据地,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民主联军总兵力已发展到三十八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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