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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然而,到一九三九年八月间,湖西地区突然掀起了“肃托”的狂风恶浪。不到两个月,被关押的党员、干部达数百人,约三百人被无辜杀害。

  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三十年代在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人被当作托派而遭到杀害。在中国,陈独秀等人在一九三一年五月成立托派“中央”,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托派组织即发生了分化。抗战期间,托派并无统一的组织。在共产党内部更不曾潜伏着一个从上到下的系统完整的托派组织。可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模式,大肆鼓吹“肃托”。一九三八年一月,康生抛出了《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为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一九三八年八月,他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波及全党。

  当时,广大干部甚至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间接地从康生的小册子受到的影响是把“托派”这个词当成“汉奸”,或者如同十年内战时期的“AB团”、“改组派”那样来理解。

  湖西的“肃托”,首先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了起来。一九三九年八月,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湖西干部学校的教员魏定远为“托匪”。他施用残酷的肉刑,逼迫魏定远招认是“托派”,并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名单。

  王须仁搞“肃托”,得到当时兼任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的支持。二王又挟持苏鲁豫区党委书记同意他们的行动。于是,他们刑讯逼供、诱供、串供,然后再依据口供抓人。如此恶性循环,“托派”越“肃”越多。

  “肃托”象瘟疫一样,很快蔓延到区党委。许多领导干部被关押。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大批优秀干部被害。二王肆无忌惮地草菅人命,不仅不向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报告,而且还向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发报,说该支队活动的鲁西南地区党委中也有不少“托派”,要杨将他们逮捕后送到湖西去交他们处理。杨得志一面向上级反映,一面回电严词拒绝。不久杨得志率部队路过湖西,听说他们仍在杀人,又当面对王凤鸣和大队长梁兴初提意见说:“你们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王凤鸣置若罔闻。而梁兴初当时刚从陇海路南回来,不了解“肃托”的情况。他听了杨的意见后,表示同意,也向王凤鸣提出意见。王不但不听,反而说有人供出梁兴初与徐州敌人有密切联系,也是“托匪”,突然把梁也抓起来了。此例一开,四大队的营连干部,也一个一个被投进监狱,他们大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

  听说梁兴初被关起来后,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立即赶到湖西。他对王凤鸣搞的肃托表示反对,不同意逮捕梁兴初。王凤鸣不仅不听,反而又想抓彭。彭无力扭转王造成的险恶局面,只得发报向罗荣桓、陈光反映。

  罗荣桓制止乱抓乱杀的电报很快到了湖西。王凤鸣慌了手脚。他一面不得不派侦察科长到湖东侦察敌情,准备罗荣桓的到来;一面又伙同王须仁继续编造口供,抓人杀人,企图让罗荣桓承认他们造成的既成事实。

  被关押的干部有的很快认识到这是一起大冤案。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副支队长李发原是红二十五军干部,内战时期见识过“肃反”扩大化。他不愿坐以待毙,设法逃出了虎口,向山东分局作了报告。区党委巡视团主任张子敬也跑掉了,但又被抓了回来。一些逃脱不掉的干部也干方百计向上级报告情况。被关押的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等,在一个纸烟盒子的背面,给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写了一封信,报告了湖西肃托的情况。然后把这封信交给同监一个小贩,托他释放后交给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再转到分局和师部。罗荣桓赶到湖东时,收到了这一封信。

  “肃托”在继续蔓延。那位去湖东的侦察科长回来后也被投进了牢房。牢房设在一座地主宅院的几间阴暗潮湿的下房内,里面关了许多重要人员,除了上述人员以外,还有湖西人民抗日武装最早的领导人李贞乾、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他们的许多战友已惨遭杀害,而他们的生命也已朝不保夕。可这位侦察科长却带来了好消息,他告诉大家:

  “罗政委要来了!”

  阴暗的牢房里立刻活跃起来。“有救了,有救了!”人们还不敢欢呼雀跃,只能交换着欣喜的目光。白天,大家都把目光转向窗户,盼望着看到罗政委的身影;夜晚,大家都侧耳倾听,想听出罗政委来到的马蹄声。人们都在默默念叨:罗政委,你快来吧!

  §快刀斩乱麻的处理

  这时,罗荣桓一行正马不停蹄地赶路。他亲自听取侦察员报告,了解敌情,决定行军路线,采取一切措施,提高行军速度。他们在滕县与薛城之间迅速穿过津浦铁路,到达微山湖东岸,第四大队的第二营营长江燮元率领部队过湖来迎接罗荣桓。罗荣桓问江燮元:

  “你怎么不是托派呀?”

  “我怎么会是托派呢?”江燮元不解地回答。

  罗荣桓说:“许多人都不是托派,不都被打成托派抓起来了?”

  一句话揭穿了湖西事件的真相,解开了江燮元心中的疑团。江燮元向罗荣桓汇报了湖西“肃托”后的严重局势。罗荣桓叮嘱说:“你们暂时留在湖东吧,不要回去了。王凤鸣也会把你们抓起来的。我们去处理这件事情。”

  罗荣桓一行渡过微山湖便直奔单县。到达第四大队驻地附近住进一个小村子里,随即派朱涤新去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两人来汇报,并把所带的干部分为两组,立即深入下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员家属,调查事件真相。

  在村子里,罗荣桓看到街道上到处贴着题为“为肃托的初步胜利告苏鲁豫群众书”的油印传单。罗荣桓看了王凤鸣编造的谎言,愤愤地说:“把党组织都搞垮了,大批党员干部被杀掉了,弄得群众人心惶惶,干部战士人人自危,还说什么‘初步胜利’,如果‘彻底胜利’,那要搞成什么样子!”按照事先的安排,郭洪涛与区党委书记谈,罗荣桓和王凤鸣谈。

  王凤鸣一跨进门槛,就看到罗荣桓政委紧皱双眉,从眼镜后面狠狠地盯着他。他敬了个军礼便赶紧低下脑袋。他手里拿着一叠事先赶出来的材料。假的便是假的,他的汇报漏洞百出。平时非常耐心,总是让人把话说完的罗荣桓实在没有耐心听下去了,便打断他的话,单刀直入地问道:

  “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硬着头皮强词夺理地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追问。

  王凤鸣一举手里的材料:“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来的?”罗荣桓严肃起来,他根本不理那些材料,不等王凤鸣回答就进一步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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