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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武工队在敌占区纵横出没,大显神威,日军惊呼出现了“心腹之患”,不得不抽出部分兵力加以对付,这就减轻了根据地的压力,有效地支援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这年夏季太行反”扫荡”中,武工队、小部队领导游击队、游击组乘虚攻击日伪军的后方运输线和据点,并引导和协同跳到外线的主力部队突击日伪军的弱点,直接配合了腹地的反“扫荡”。武乡段村、辽县苏亭、襄垣五阳、潞城黄碾等地成功的伏击、袭击战,长治机场威震敌胆的奔袭战,都包含着武工队、小部队的功绩。

  经过半年的实践,刘伯承、邓小平于9月主持制订了《关于武装工作队的几项决定》,明确规定武工队的政治领导由军分区政治部负责。武工队的队长必须是营以上干部,政委必须是县(团)级以上干部,地方政府应派驻代表。并进一步确定了武工队的任务和行动准则:切实照顾和保护群众利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斗争;要由武装作依托,包括部队的武装支持和武工队本身的武装,以坚持斗争,保持优势;惩治死心蹋地的汉奸、特务;加强武工队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这样,以武工队形式贯彻的敌进我进方针,就更加完备、具体了。

  晋冀豫根据地不断加强武工队工作,以敌进我进的坚决手段与敌人斗智斗力,逐步取得了成效。至1943年上半年,冀南恢复和扩展了10个县,约占全区面积的十分之一,太行被日伪军严重蚕食的平汉路西侧广大地区,大都恢复为游击根据地。太岳打开了高平、长子、沁水、沁县等边沿区的工作局面。自10月起改隶第一二九师的冀鲁豫军区,北端形势最严重的第一分区,恢复了原有的基本区,并在紧靠津浦铁路的敌占区,开辟了一块纵横六七十里的游击根据地。纵观整个晋冀鲁豫根据地,武工队、小部队恢复和扩展的面积及增加的人口,约占全年恢复扩展和增加总数的五分之三。敌进我进方针取得了战略性的伟大胜利。

  7月以后,刘伯承接连写出《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和《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战术问题》,对敌进我进方针作了科学的概括,指出敌进我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敢于脱离自己的后方,进入到敌人的后方,与广大民众结合作斗争的行动。这种产生和运用于人民解放斗争的方针,只能为人民军队所独有,而为日本侵略军以及中国其他军队所无法采用。八路军运用敌进我进方针挺进华北敌后,建立起一个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日军回兵“扫荡”、蚕食的情况下,八路军义依靠敌进我进方针,分兵深入敌后之敌后,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敌进我进,作为刘伯承的军事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已经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记录。

  §第六节 在延安

  9月,刘伯承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跟彭德怀一起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从1942年起开展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目的在于通过普遍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克服和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根本上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思想基矗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刘伯承与邓小平一起,已经领导开展了晋冀鲁豫区的整风运动。从1942年5月到1943年8月,完成了整风第一阶段的任务。他们带领广大干部学习了整顿三风的文件,对照检查了思想、工作和作风方面的问题,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进行了初步的批判和斗争。

  9月以后,他们将整风运动转入第二个阶段,发动干部对自己的政治立尝思想意识、思想方法、工作作风等方面,进一步进行检查,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明确自己改造的方向。在思想问题基本解决的基础上,展开坦白运动,审查干部。

  延安方面,这时候已经完成了普遍整风的任务,正准备从10月开始组织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刘伯承作为晋冀鲁豫根据地军队的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需要他来参与总结和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经验。到延安参加整风,刘伯承内心是十分高兴的。多年来,他虽然在戎马倥偬中始终不忘抓紧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论著,用以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水平,但毕竟受环境和条件的限制,这种学习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他所领导的晋冀鲁豫区的抗战,已经过了6年有余,各方面的工作也需要认真地做一番总结,以指导今后。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他参加革命近20年,思想、工作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希望和期待,但也走过一些弯路,同样需要进行仔细的清理和总结。再就斗争形势而论,1943年后晋冀鲁豫区的敌情有所缓和,允许他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因此,他愉快地踏上了通往延安的道路。

  9月底的一天,刘伯承偕同爱人汪荣华,来到太谷县的一个秘密交通站,在这里等候彭德怀一起出发。这是太行根据地通往晋绥根据地和延安的西线地下交通线。太行区通向其他根据地的交通线共有两条,除这条西线外,另一条是从安阳经冀鲁豫到山东、华中根据地的南线地下交通线。彭德怀来与刘伯承会合后,担负西线交通任务的同蒲支队派出一个连护送。因要通过敌占区,彭德怀和刘伯承都化了装。虽然换上了农民的衣服,头上包了条白毛巾,但两人的气质和举止让人看着不大象。护送连的连长为了安全起见,安排夜间行路,白天隐蔽休息。到了同蒲路东边的一个村子里,住下来做过路准备。忽然情报人员来报告,说附近炮楼的日军要到村里来,连长连忙安排两位领导人到村外青纱帐里躲避一下。彭德怀一听生了气,说:“我走我的路,老这么东躲西藏干什么!”连长无法,只好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带着连长来到彭德怀的住处,说:“彭总,在这里他们是指挥员,得听他们指挥。

  叫我们去躲一下,我们就去吧。”彭德怀笑了,对连长说:“你把刘师长搬来,我只好服从。”就这样,一路夜行晓宿,来到了延安。

  刘伯承在杨家岭的一间窑洞里住下来。他与中共中央和其他战略区的领导人互相拜访。留守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二九师部队的干部和先期到达延安的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干部,也纷纷前来看望他。应酬之余,他就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和整风文件,领会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导思想和要求。从这年冬到次年春,他一面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对党的路线和历史的学习、研究,一面查阅过去的总结、报告,统计必要的数字,着手起草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总结,准备在中共中央安排的会议上作报告。

  刘伯承身在延安,心系太行。他时时关心着晋冀鲁豫根据地各方面的情况,记挂着战斗在前线的邓小平、李达等战友和部属。每逢前方有人来延安,他总要找他们详细交谈,了解敌我斗争态势和根据地的现状,同时用来充实他报告的内容。1944年2月13日,他找到中共太岳区党委书记薄一波,听取关于太岳区工作情况的汇报。2月19日,接邓小平来信,信中向他介绍了晋冀鲁豫区的生产以及整个经济的最新发展情况。他高兴地在笔记中记下了这件事。

  从1944年4月起,中共中央在前一阶段组织高级干部深入学习、研究党的路线和历史的基础上,开始按地区或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12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为这次总结和研究确定了正确的方针原则,指明了应该采取的态度和方法。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区抗战近7年来的工作,他把本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抗战开始到武汉失守为第一阶段,从武汉失守到百团大战为第二阶段,百团大战至今为第三阶段。他详细分析了三个阶段中敌、友、己三方的基本状况、基本战略和斗争结果,着重总结了根据地军民不断取得胜利的经验。在第一阶段,他指出,第一二九师结合中共晋东南地方组织、抗日组织和人民群众,一方面积极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取得了阳明堡、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8战连捷,同时依靠与阎锡山结成的特殊统战关系,以合法方式大力发展抗日组织与工作;一方面及时分遣部队,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晋冀豫根据地。通过这些正确而有效的工作,取得友军信服,尤其是人民的拥护,使共产党、八路军起到了抗日先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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