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目前推行的‘囚笼政策’，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的，带有‘国家总力战’的性质，其企图不仅在军事上，而且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政治上，敌人防共治安政策也依靠交通，无交通既无治安，也无法防共。经济上，敌人对占领区域先施以怀柔政策，继而实行最残酷的剥削，对根据地给以经济上的最大摧残。敌人以铁路为大血管，公路为小血管，以中国的骨榨中国的油。文化上，敌人依靠交通运送报纸、课本及神象等，来麻醉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铁路起着大毒素管的作用，公路是小毒素管，据点则是打毒针。总而言之，就是它要造成交通的囚笼依托，来展开它的总力战，也就是依托交通网来实现转移重兵与反复‘扫荡’的武力战，镇压与离间的政治战，榨娶封锁与摧毁的经济战，麻醉、奴化的宣传战、思想战。”②
②采访原第一二九帅司令部参谋许剑等谈话记录。
他全面地分析着日军交通战的战略目的。
“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要积极开展交通斗争的总力战，来对付日寇的‘囚笼政策’。这就必须强化全面的、全力的、一元化的斗争，以军事为核心，以政治进攻为主，结合党政军民的力量，正确执行政策，将日寇孤立起来。这里面的关键是把群众充分动员起来，抗战军民人人深刻认识到了交通斗争的重要性，就能坚决、彻底破毁敌人的铁路、公路，也就能使它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而直到困死。”①刘伯承胸有成竹地指出了抗战军民开展交通斗争的方针和策略。
①采访原第一二九帅司令部参谋许剑等谈话记录。
刘伯承说完，邓小平接着发言。他神情严肃，一字一顿地说：“形势虽然是严重的，但只要我们根据地军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日寇的‘囚笼政策’是完全能够挫败的。从现在起，我们提出一个口号：面向交通线。主力军、地方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重点破击与全面破击、大破击与经常性的小破击相结合，广泛、深入地展开交通斗争，反击日寇的‘囚宠政策’”②。
②采访原第一二九师司令部参谋许剑等谈话记录。
从此以后，晋冀豫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转到以交通斗争为中心的阶段上来了。
在这以前，刘伯承、邓小平领导根据地军民已进行了一系列较大规模的交通斗争，取得了许多胜利，积累了不少经验，为开展全面全力的交通斗争创造了条件。
1938年5月13日夜，为了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徐州会战，策应徐向前在冀南展开，刘伯承调动石家庄至邯郸铁路两旁的部队和民众，对平汉路进行第一次总破击。这次破击，尽管没有炸药，只是靠手工操作，但破击部队和民众努力作战，毁坏铁路2800米，烧掉全部枕木，搬走全部铁轨，砍电线杆400余根，烧毁车站两处，颠覆火车一列。此外，还击溃敌人援兵百余人。结果使平汉路的运行中断了3天。
总破击结束后，刘伯承在小道沟师指挥所很快写出了《平汉铁路总破击的经验教训》一文。在回顾过去的交通斗争时，他不无遗憾地写道：“我们对于敌人主要运输线平汉和正太两铁路零破坏和总破坏，拆路、断桥、塞洞、翻车、袭车、消灭部队、劫毁辎重，总不下一百回。但是这些经验教训，总是没有整理，确实是埋没了好些成绩无从发挥，可惜！可惜！”字里行间表露出他对交通斗争的高度重视和热切期望。
他从八个方面系统地总结了这次总破击的经验：从政治上进行动员，使军民认识截断铁路的重要作用，提高破击铁路的自觉性；有领导有组织的总破坏与随时的零碎的小破坏相结合；基于军队与游击队、自卫队密切配合，发挥最大的破坏效果；破击前要有精细的侦察和准备，破击时要有秘密和果断的动作；破击的重点要尽量选在桥梁与隧道等要害部位，或者努力扩大破击的幅度，使敌人难以修复；推广使火车出轨这个费力小收效大的好办法；派部队伏击、袭击和扰乱赶来抢修破毁铁路的敌人，迟滞敌人交通的恢复；加强破击铁路的政治工作，争取瓦解守备的日伪军和解救被强迫护路的民众。
其中，他特地为部队提出了颠覆火车的技术和战术的指导，包括拆轨方法，拆轨地点和时间的选择等。这种具体、明确的指导，对于缺乏交通斗争有关知识和经验的广大指战员来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也表现了刘伯承指挥作风的严谨、细微。
这些用血汗换来的经验，对晋冀豫根据地后来日益深入的交通斗争，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从1938年6月16日至1939年1月1日，刘伯承又相继组织指挥晋冀豫根据地军民，对平汉、正太、道请铁路进行了12次总破击。连同第一次对平汉路的总破击，一共是13次铁路总破击。1939年年年又有多次大的破击。
1939年8月17日至9月22日，陈赓指挥第三八六旅及赵涂支队等对道清铁路进行了6次大破击。
这期间，晋冀豫根据地内开展的小破击更是不计其数。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破击战中，广大军民拆铁轨、烧枕木、掘路基、翻火车、炸桥梁、毁隧道、捣车站，伏击、袭击敌人的护路部队和援兵，解放修路民工，在铁路沿线闹得天翻地覆。敌人顾此失彼，穷于应付，不得不增加守备兵力，减少了机动作战的兵力，而且后方交通运输陷入了时断时续的半瘫痪状态。这就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根据地内外的对敌作战。
进入1940年，交通斗争以更大的规模，更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起来了。
冀南军民在打退石友三的进攻之后，集中力量展开破击交通的斗争。4月7日至20日，军区部队在2万余群众配合下，对平汉路及由该线伸展到冀南腹地的几条公路进行了全面的破坏。先后破毁内丘、邢台间的铁路10余里，石家庄至南宫、邢台至威县、内丘至巨鹿、大名至邯郸等公路干线200余里，取得了全面破击战的胜利。
冀南军区及时总结了破击战的经验，在军民中进行了深入的动员，逐渐形成劳力与武力相结合的经常性的破路运动。往往在日落以后，成千成万的群众有组织地奔向各主要公路干线，在军队和地方干部的带领下，按照预先的分工，紧张而有步骤地投入破路行动。挖土的、运土的、拆桥的……组成了一幅壮阔的人民战争图画。基于军队结合游击队、自卫队，一部出动袭击敌人的据点，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一部担任警戒，负责阻击可能出犯的敌人；其余人员都投入了破路的行列。
日伪军即使发觉了根据地军民的破路行动，在夜间也轻易不敢出动，只是盲目地往外打枪打炮。天明后，他们气急败坏地赶到破路现场，面对毁坏的公路，只有徒唤奈何。他们强迫民工来修复，民工们在枪托刺刀和皮鞭的监督下仍千方百计磨着洋工。公路的恢复自然要比破坏的速度慢得多。好不容易修好能通行了，突然某个夜晚又遭到了破坏。就这样破了又修，修了又破，冀南平原上的交通斗争愈演愈烈，严重地威胁着日伪军的行动。大大便利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
刘伯承及时总结各部队破击作战的经验，制定了新的斗争原则。7月16日，他给冀南、太行、太岳3个军区和各旅发出破击指示：一、各团分遣一个或二个营担任破击，由团分派政工干部并附以工兵、迫击炮、担架，加强政治领导和机动力；二、各破击营在各地游击队掩护与自卫队、民众协助下，大踏步乘虚破击，先着重破路而不胶着于据点，作无把握的强袭，尤其不要怕走远路；三、在纵深进行整训的团、营，加紧军政教育，建立制度，当敌人饿困或扫荡时给以有力的痛击；四、破敌公路切不可忘掉转到敌后破击基本铁路，特别要注意解放修路民众；五、配合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大力开展敌占区与敌伪军工作，坚决揭露敌人的欺骗，激发抗战必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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