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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5月12日,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上,越过大渡河,夺取西昌,实现在川西北与第四方面军会合的目的。会议并决定刘伯承任先遣司令,运用他在川军中的声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为全军开路。

  会议期间,红军攻会理城不克,绕城而过,5月16日抵德昌。守德昌的是川康边防军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所辖3个团扼守丰站营、八斗冰一带隘口,阻截红军前进。许剑霜是顺沪起义时刘伯承部下的团长,还曾加入过共产党。刘怕承写一亲笔信派人送进德昌,追述旧谊,晓以大义,促其勿与红军为敌,使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许剑霜见信后,派亲信副官将原信送往西昌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处,主张给红军让路。刘元璋未置可否,许剑霜认为是默许,于16日黄昏,在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略示抵抗。即下令撤退。

  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于17日3时占领德昌。

  刘元璋为加强西昌的防守力量,调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率部由冕宁来援。

  邓秀廷系彝族,有正规军两个团,并能调动附近彝民武装近万人。他率部前出到两昌南面的黄水塘时,收到刘伯承派人送来的亲笔信。他通汉文,在川军中混事多年,知道刘伯承是川中名将。信的内容是:红军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民打枪我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邓秀廷在打与不打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打吧,对手是刘伯承,威名久著巴蜀,连刘湘、杨森也当过他的手下败将,何况自己这样的能耐,自知绝不是对手;不打,又怕对刘元璋不好交待。最后办法是:摆开打的架势,应付刘元璋;但不开枪,免得折了老本。他把彝族军官召集起来训话说:“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邓秀廷把部队摆在大道两边山上,眼看着红军通过。有一个彝兵走火开了一枪,引起其他人也打了几枪,邓秀廷急忙用彝话制止。红一军团前锋也未还击,大呼“汉彝一家”、“汉彝是弟兄”,照样前进。其时有两架蒋介石的飞机来轰炸,邓秀廷部未摆出指示目标的标志,飞机盲目投弹,炸死邓秀廷部官兵几十人。邓秀廷随即把部队由黄水塘高地,撤往冕宁地区。

  §第三节 彝海结盟

  1935年5月20日上午,中央红军先遣司令刘伯承、政治委员聂荣臻到达沪沽。第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率领下已先期到达待命,并派出侦察组到前面侦察。

  由沪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河对岸就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另一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是崎岖难行的山路,尤其是要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

  当日下午,刘伯承、聂荣臻接朱德来电:“据报泸沽、越西均无敌,冕宁有少数敌人”,“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明日向登相营、越西前进,无敌情要走20里左右。第五团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为第二先遣团,亦带电台暂随第一团后跟进。”

  晚上,刘伯承、聂荣臻听取了侦察组关于两条行军道路的里程、敌情、居民情况和给养情形的详细汇报,又接见了中共冕宁地下组织派来的人员,基本上把敌情搞清楚了。当面在大渡河布防阻截红军的是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其第四旅在左,守沪定桥一带,第五旅在右,守安顺场至富林一带。另据传闻,刘湘部1个旅正向富林开进中,明日可到。刘伯承说:“敌人显然判定我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军主力,不易成功。是否建议军委改变一下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这条小路。不过这条路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彝族分黑彝白彝,黑彝是纯粹的彝人血统,白彝是彝汉混血儿,他们内部有矛盾,但生产落后,生活水平都很低,主要矛盾是与汉人的矛盾。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对汉人疑忌很深,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过。”聂荣臻说:“不管他黑彝白彝,我们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总比刘文辉好说话,我们建议军委改走小路吧。让左权、刘亚楼带第五团往越西方向佯动,迷惑敌人。”

  刘伯承立即起草了电报,交电台发出。但因中革军委处于行军状态,联系不上。一直到第二天中午,部队已成行军队形,“通司”(翻译)也找好了,电台还在呼叫。刘伯承与聂荣臻商量,决心先遣队第一团先开冕宁,到冕宁后再与中革军委联系。出发前,刘伯承对部队作了动员:“今天我们到冕宁,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统治者赶到山上去了。过了冕宁,就是彝族区了。有一种传说,《三国演义》上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至今有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会射箭打枪,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说罢,队伍就出发了。20日晚9时,刘伯承和聂荣臻率第一团进入冕宁。中共冕宁地下组织在陈野萍、廖志高的领导下,积极做好了解放冕宁的准备。只见街头贴满花花绿绿的标语,居民门前红灯高悬,洋溢着对红军的一片爱戴和欢迎之情。

  刘伯承、聂荣臻入城后,设司令部于天主教堂。聂荣臻亲自召见神职人员,说明共产党和红军保护宗教,并用法语与几位法国修女交谈,劝她们不要惊慌。21日上午,参谋高兴地向刘伯承报告,与军委电台联系上了。刘伯承说:“用我和聂政委的名义立即将‘侦察报告’上报军委。”中革军委接电后,完全同意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红军主力改经冕宁、安顺场北进。5月21日,朱德向各部队发出了改道的命令,并指示刘伯承、聂荣臻于24日前控制安顺场渡口。

  刘伯承、聂荣臻率先遣队由冕宁城来到大桥镇。由大桥镇经额鸡、俄瓦、园包包到俄瓦垭口,这一带是彝汉杂居区。再从俄瓦垭口经一碗水、海子边、北沙村到喇嘛房,便属于拖乌彝族聚居区了。这里山势更加险要,道路崎岖,树木葱茏,野草丛生,便于隐蔽,山涧之上往往只搭有一根独木桥,易守难攻。早晨先遣队前卫连刚到喇嘛房,就被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等各式武器的彝民堵住了去路。他们用彝语大声吆喝着,互相联系,人越聚越多。

  工作团的冯文彬带着“通司”上去答话。一个小头目说:“娃娃(指白彝)们要点钱让你们通过。”冯文彬问:“要多少?”对方回答:“要200块。”

  马上给了他们200块银元。大家一抢而散。一会儿,又来一群彝民要钱,说刚才给的是罗洪家的,我们是沽基家。又给了200元。正在交涉之际,后面来人报告:工兵连遭到袭击,被抓去的人,剥光了衣服,放回来了。

  前卫连只好停止前进。肖华、冯文彬等出面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说明共产党、红军与国民党“官兵”不同,希望彝民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汉官,打倒压迫人民的军阀,打倒汉人的财主,分财主的衣服粮食。红军来此,只是借道过路,决不住宿。经过一阵谈话之后,一个小头目说:“我去找爷爷来。”过了一会,来了一个高大的汉子,打着赤膊,围着一块麻布,赤足,披头散发,后面跟着十几个背梭镖的青年。来人自我介绍:“我是沽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司令员,我们大家讲和不打。”于是肖华先去向刘伯承、聂荣臻报告,冯文彬陪同小叶丹在后面跟来。

  小叶丹等人来到彝家海子边时,刘伯承已经在这里等候了。一见小叶丹,他非常高兴地迎了上去。小叶丹见来者身材魁伟,后面跟着几个士兵,知是红军部队的司令员,连忙取下头上的帕子,准备叩头行礼。刘伯承一把上前扶住,不让他行此大礼。两人在海子边坐定,开始了亲切、诚挚的交谈。小叶丹解释说:“今天在后面打你们的不是我,是罗洪家。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愿与司令员结义为弟兄。”刘伯承说:“那些欺压彝民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接着,进行结盟。仪式按彝家规矩简单而庄重:一位彝民拿来鸡,因为没有带酒,用碗在海子里舀了一碗清水,一手持刀,一手拿鸡,拉破鸡脖,鸡血滴在碗里,清水立即变成了殷红色。然后将“血酒”分作两碗,分别摆在刘伯承和小叶丹面前。几个红军小战士看着有趣,不禁发出了笑声。又见刘伯承面色庄重,谁也不敢笑了。一切准备妥贴之后,刘伯承与小叶丹虔减地并排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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