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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名人传记 > 中国元帅刘伯承

一二四

  当时,有的同志认为,既然军事顾问坚持这个观点,我们不妨学一学再说。刘伯承却毫不含糊地说:“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军训练的方向,关系到未来战争的胜负。这不单是个学术问题,而是关系我军建设向何处发展的原则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可以跟着人家的屁股跑,否则,是要犯历史性的错误的。专家的工作由我来做。”

  当然,刘伯承不是采取简单的办法轻易地否定对方的意见,而是用事实说服苏联顾问。他翻阅了古今中外的著名战役、战斗,选择了20多个战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加以分析,反复地、认真地同罗哈里斯基切磋、研讨。特别是重点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照搬外国经验,打“堂堂之阵”,同强敌拼消耗,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的战例。在刘伯承的大量的有力的论证下,罗哈里斯基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意见脱离实际,表示放弃自己的观点。在最后结束争论时,他特地备了两瓶名酒,对刘伯承表示说:“刘院长的观点是正确的。你我虽然都是在我们伏龙芝军事学院里学习过,但是我不如你,我只学习了它的原理,而你却把学习到的原理变成了中国自己的东西。这次争论我是失败了,但这是光荣的‘失败’。从中,我认识到一种精神,那就是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实事求是’。”刘伯承也举起酒杯,谦虚地说:“学术研究的生命就在于理论联系实际。苏联有苏联的实际,中国有中国的实际,离开实际的东西,再好,也只是‘空中楼阁’,这个亏我们不能再吃了。”最后,战役想定作业按照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拟定。通过这次争论,广大教员、译员和学员也受到深刻的教育。

  刘伯承认为,军事翻译决不是两国文字的表层“粘合”,而要进行深层的发掘,嫁接两国文化的“基因”。他根据军事翻译工作处于学术“前沿”的地位和特点,给军事翻译工作提出了“要发掘军事科学本质”的任务。军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有其自身的体系、规律和特点。在语言方面,也有其独特的军事用语。刘伯承同志认为,军事翻译人员首先要懂军事。要懂军事,必须先钻研军事。只有深入,才能浅出。他在一次谈话中,专门论述了军事翻译人员学习、了解军事,掌握军事翻译规律的重要性,指出:“我觉得总的问题是要提倡互相合作。

  “譬如我们学校,是三大部分组成的,老干部、旧军人、知识分子。我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要把马列主义斯大林军事科学学好,就需要互相合作。

  “对老干部,我说:‘把经验提高到理论’;

  “对知识分子,我说:‘你切合实际一点’;

  “对旧军官,我说:‘丢掉你的旧一套’。

  “老干部有经验,而文化科学修养不够。知识分子俄文学得快,而缺乏军事知识。旧军官只有丢掉国民党军队的一套旧经验,才能学习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道理。这种情况,如果大家不互相合作互相学习,就不好。”

  “对于我们学校的教材,我提出了八个字:内容正确,文字清通。这首先要懂得军事,懂得文字意义,彼此说话都能明确了解,不要发生误会事,有一个翻译;把敌人与我军都译颠倒了。或者把他不懂的删去不译,甚至把积极的行动误译为消极的行动。另外还有闹了一些笑话的,如把‘混成旅’译成‘杂种旅’之类。‘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军事也不例外,有的日常用语不科学,如‘恢复疲劳’,‘疲劳’为什么要‘恢复’呢?应该是‘恢复体力’才正确。”

  在谈到军事翻译人员应懂得军事的要求时,刘伯承借引了毛泽东的教导和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事例,指出:“我们很多翻译对于政治、文艺都翻得很好,只是翻不好军事,因为他不懂军事。

  “一个作家要写战争,首先要懂军事,要懂战争生活。不懂,就写不好,高尔基如果没有社会的基层生活,就写不出那么多好作品。毛主席早已指出过:首先要当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当群众的先生。

  “不了解群众生活,你就写不好;了解之后,必须加工,不然也写不好;不了解群众生活,就会闹笑话。

  “要‘懂’,必须钻进去,要懂军事,也必须钻进去,如像你们懂文艺,就是由于曾经钻进去了,所以才能表达出来。不深入,就不能浅出,只有深入,才能浅出。”

  刘伯承还结合当时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党所面临的艰巨任务,论述了政治与业务的辩证关系,颇有远见地提出军事翻译工作在新时期的要求。他说:“业务的‘万金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要在总的政治任务之下专门钻研业务的时代,以前,业务的‘万金油’随处可用,但什么病也治不好,现在我们必须学专业。学政治是共同的,任何人都要学,不学政治,工作就要犯错误,但如果不钻研业务,就不能完成政治任务,不精通业务,政治则变成了空的,业务钻研不深则政治认识也不会高明。

  “有极少数翻译不太好,从字面上随便翻译并不了解学术内容。有时甚至张冠李戴。无以名之,我叫它‘毡帽翻译’。山西农民有一种毡做的帽子,里外都一样,翻过去能戴,翻过来也能戴,特别是扯它不烂。我们的学术工作不能像这种帽子一样。应该精通两国文字,尤其是精通军事科学,才能做好军事翻译。”

  刘伯承的这些思想,对我国军事翻译理论建设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指导作用。为了使翻译人员增长军事知识,刘伯承指示有关部门把翻译人员编入在职干部军训班学习军事,或轮流去步校集训,或到各系(班)旁听军事课。并且组织大家参加军兵种见习,参观各种军事演习。经过多年的努力,军事翻译人员的军事素质终于有了明显的提高。

  重视译文质量,重视译员的外文水平和中文修养,提出并完善军事译文质量标准,正确评价军事翻译的美学价值,是刘伯承对军事翻译理论建设的又一贡献。他曾经幽默地指出:军事翻译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翻译工作好比两国文字结婚,要生出漂亮的“混血儿”,不能生出“丑八怪”来。在衡量译文的质量标准上,他很赞赏近代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个字。并且,根据军事翻译的特点,作出新的解释。

  他认为,“信”——就是要求译文的内容跟原文一致,在结构上、风格上要保持原有的特点,做到真实可信。他常常说:许多军事译文是要指导作战的,它的准确性要求更高。俗语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如果译文中错一字,就会使读者(大多数是各级军事指挥员)产生误解,到战场上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达”——就是要求文字通达,突出重点,要把原文的要旨转达给读者,不能轻重不分,含糊不清,也不能隔靴搔痒,使人扑朔迷离。

  “雅”——就是要综合两国文字的表达特点,讲究辞章语法,要像行云流水,不枯屈辇牙,不文白夹杂。

  为了提高翻译人员的外文水平,刘伯承指示南京军事学院的有关部门,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通过各种途径,为大家创造学习和深造的条件。如订阅外文书刊,聘请高水平的外语教授讲学,开办俄语译员训练班,让苏联军事顾问和翻译为大家补习俄语,或是派员到院外进修第二外语。他自己身体力行,借助留声机,并请教苏联顾问,猛攻俄文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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