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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名人传记 > 中国元帅刘伯承

八一

  鲁西南战役后,部队急待休整补充。因为从6月下旬以来,部队经过多日的连续紧张的行军、战斗,已十分疲劳。部队组织急待调整,人员、装备急需补充,特别是几万新解放战士需要教育以后才能补入部队,还有大批的战利品需要处理。对于党中央命南进的战略意图,也只有各纵队的几个主要领导同志知道,广大干部战士没有到蒋管区作战和南进大别山的思想准备;各种物资更是毫无准备,甚至连大别山地区的军用地图都还没有准备好。因此,从我军情况看,立即实施战略进攻,挺进大别山,确有不少困难。而敌军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歼敌9个半旅的重大胜利,对蒋介石震动很大,蒋介石不得不仓促地从陕北和山东战场抽调部分兵力,再加上从中原战场的信阳、郑州、安阳、蚌埠等地抽调的兵力,共达豆互个师、28个半旅,30多万人,麇集于徐州、商丘、开封等地,企图乘我军疲惫之际,用重兵对我实施合围,迫我连续作战、背水作战,以歼灭我军,堵住我军在南线中央已经打开的战略缺口。并扬言要决黄河之堤,放水淹没我军于黄河之南。

  当时正值雨季,7月下旬以来,阴雨连绵,黄河水位猛涨,决堤的谣言四起,闹得鲁西南数百万人民群众和我军广大指战员人心不安,一日数惊。总之,当时的情况是:我军连战疲惫,急需休整补充;敌军则妄图乘我疲惫之师,迫我主力背水作战;黄河故道甫经复堤,在水位暴涨的情况下,确有溃堤之险,一旦黄河决堤,我军则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对我军都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急需适时地作出英明、果断、勇敢、正确的决策。

  挺进大别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大转折。下这个决心需要魄力,选择适当时机实施,又需要具备谋略,这是大智大勇的较量。

  据当年一位老参谋人员回忆说:“我亲眼目睹了刘邓定下决心的场面,原来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决策是那样扣人心弦,那样妙不可言。”这天(准确的说是1947年8月6日)早饭后,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郭天民副参谋长,在作战室召集了司令部有关处、科的有关干部开会,研究了下一步部队的行动问题。会上,刘伯承首先说:今天开会打破点常规,到会的人多点。过去定下决心、确定作战计划虽然也征求部门工作人员的意见,但毕竟只是少数有关领导同志定下决心。我们下一步的作战,是带有战略性的行动,需要充分发扬军事民主,集思广益,慎重对待,正确处理。所以开个范围稍大点的会议,以求处理得更好些。接着,由情报处的同志汇报了敌人兵力调动集结的情况,并指出蒋介石判断我军经过鲁西南战役,疲惫不堪,伤亡惨重,不敢和不能连续作战,可能北渡黄河“逃窜”;作战处的同志汇报了几天来我军转入休整后的工作情况,并提出黄河水位猛涨对我军确实是个不可忽视的威胁,建议应早下决心。邓小平政委对这点非常重视,当即明确指示,对于黄河水位变化情况必须及时报告、通报。

  会议开得非常活跃,讨论非常热烈。政委、副政委、参谋长、各个处长、科长和有关参谋人员,都先后发言。许多人都主张在内线再打一仗甚至几仗后,再实施战略进攻。其理由是:第一,我军虽疲劳,但是胜利之师,士气高昂,胜利信心足;敌军虽又调来几十个旅,数量上优于我,但它是败军,士气低落,缺乏信心。第二,内线作战有许多有利条件,鲁西南是我老根据地,人民群众和地形条件都有利于我,不利于敌;而到外线新区作战,这些条件就会变成利于敌而不利于我。第三,在内线歼灭敌军越多,对我军实施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越有利,如果我军再在内线打一仗或几仗,再歼灭几万敌人,我军南下的包袱(指敌人的尾追、堵截兵力)会更轻些,对向大别山进军有好处。也有的同志提出我军连续行军、作战一个多月,尚未休整补充,不管在内线连续作战或立即南下,都有一定困难,还是应该按原计划休整到8月15日左右,再视情况而定。

  刘伯承一直耐心地听着大家的意见,偶尔也插上几句话,提出些问题,把大家的思想引向更深的层次,使讨论越来越集中,越深刻。他手持放大镜,走到敌情标图跟前,反复地审视着敌军的兵力部署,并详细地向参谋人员询问敌军各个部队的主官姓名、部队实力、装备状况、作战特点等情况。一会儿又走到五十万分之一地图跟前,放大镜由东起连云港、徐州,西到伏牛山,北起黄河,南至长江边,反复地移动着,审视着;一会儿他的眼睛随着放大镜,又从鲁西南、陇海路,向南经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一直移到长江边;一会儿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津浦线的徐州、蚌埠,向南到合肥、南京、安庆,再西移到平汉路的武汉三镇和信阳、郑州诸点。刘伯承在琢磨、研究和考虑着。

  讨论持续了一个上午,参加会议的参谋人员,除了准确地汇报有关情况,回答首长的问询外,都在静静地、聚精会神地听着首长们的讨论,观察着首长们,特别是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急切地等待着首长们作出决策。8月的鲁西南,天气炎热,气候门人,可是大家似乎没有觉得,时间过得真快。上午已经过去,讨论没有结束。刘司令、邓政委简单交谈之后,宣布暂时休会,让大家进一步准备意见,等待通知,再次开会研究。

  作战科的同志匆匆吃过午饭,又聚集到作战室兴致勃勃地议论著上午的事。作战参谋王文贞说:“整个上午,我的精神都紧张到神经末梢,从首长的讨论中学到许多东西,尤其是刘司令员那种深思熟虑,切磋琢磨地研究问题的精神,真叫人终生难忘呀!”

  章安翔说:“可借呀!诸位当中如果有一位是文学家,今天上午就可以写一篇很好的特写或小说。”

  “重大决策的产生,真比生孩子还难”。一位老参谋后来这样告诉笔者。当时是决定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命运,是决定刘邓大军的命运,能不慎之又慎么。俗话说,一着不慎,全盘皆输,这阵子是最叫劲的时刻!

  稍事休息后,刘伯承又回到作战室。

  在这紧张的时刻,陈粟大军西进兵团的干部参观团提出要求,希望见到刘邓首长,接待参观团的陈鹤桥部长,已经是第二次向刘司令员报告了。司令员没有回答,一直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过了一会,他终于抬起头望了望天空的大雨,又看看院子里漫过了青砖的积水,对陈鹤桥部长说,现在是“忧心如焚”,他和邓政委都没有时间和参观团的同志见面,要陈部长多多向客人表示歉意。

  “忧心如焚”!

  这四个字,表达了一支野战军的指挥员是怀着多大的责任感,他们肩上又是压着多么沉重的担子。

  陈鹤桥部长望着刘司令员严肃的神情,仿佛读出了他此时此刻的全部内心世界,他默默地退出去了。

  刘伯承再次走到敌情标图跟前,对敌军的部署审视着、思索着。大约几十分钟以后,又走到五十万分之一地图跟前,和上午一样,先是用放大镜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地移动着、研究着,然后张开右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从陇海路到长江边、从津浦线到平汉线,比量和计算它们的距离。最后,把放大镜和视力集中到陇海铁路、黄泛区、涡河、洪河、汝河、淮河地区,细致地、反复地审视和研究。他很少说话,专心致志,深思熟虑。偶尔也向参谋人员询问(长)江、淮(河)、(黄)河、汉(水)间的敌情、地形、河流、交通的情况,参谋们谨慎而准确地回答以后,刘司令总是满意地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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