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老妇人并不知道刘伯承就在跟前经过。目睹这一场面，刘伯承不由得心里一阵发紧：“刘瞎子”的威名居然被用来作为恐吓孩子的工具！真够意思，一面是威名的张扬，另一面却是威名的亵渎。
这件意外的小事，先使刘伯承苦笑，后来竟使他大为不安起来：在民众眼中，我简直形同神鬼一类的怪物了？！继后，他又细想：使敌手害怕固然好，可使民众惧怕，却并非好的形象。他发觉，战场上的“刘伯承”与理想中的“刘伯承”有些貌合神离了。
刘伯承虽然在川军中很有名气，却一直不得重用。因为在熊克武的周围有一个小的圈子，其成员多是留日的同学，圈外人讥称为“十人团”。小圈子里的人个个踌躇满志，且又分掌帅印。可对于打仗的事却不在行，更不屑于冲锋陷阵，因此被叫做“长衫子军人”。刘伯承的顶头上司张冲（字亚光）早年曾在日本学过海军，对陆军战法不甚熟悉，很少上阵指挥作战，却担负着种种官职。军旅中就有这样的怪现象：有的人专门当官，有的人则专门干事（打仗）。刘伯承的最高官位只是个团长，打起仗来却是师、旅乃至整个兵团的前敌总指挥，指挥十几个团。这中间的微妙关系，可以从以下电文中看出来：
1923年3月1日，在讨伐北洋军阀的作战前线，第二混成旅张冲旅长致刘伯承的电文称：“承兑代作行营执务，尽可放手作去，不必过于谦泥。在时机认为必要，揆度决无疑义时即毅然作去，一切尽可不必顾虑。而事之利钝，弟自负责，决无累及吾兄之处。吾兄以爱友爱军旅之心，任示猛艰事，肝胆热烈，神鬼感佩。”“吾兄既代行营，局部之务当由兄相机酌办，钧全盘统筹，即弟亲至前亦不敢作主。相交倪笃，想亦以为然也。”
张冲的坦诚相当可以，也多是战局严峻所使然。在官职和俸禄面前，张先生却从未有过如此的坦诚。
到这一年的5月24日，战争形势日趋恶化，刘伯承率部经兴隆场、淮州向简阳前进。讨贼军总司令部的但懋辛军长得此消息，急函告刘伯承率部经甑子场由茶店子方面直插敌之侧后，鉴于当时旅长张冲对战局心灰意冷，函电还要求刘伯承对旅长加以鼓慰。函称：
“……闻亚光（张冲）甚灰心。弟深知其意，然势已至此，总望兄为之鼓慰，努力撑此一篙，如蒙天佑善人，过此难关后，锦公必有以慰诸将士也。不然杨森横恶，此时又无转舵之法，且人格上又说不过去，盖不战必降也。救兵如救火，望兄持此最后五分，激起亚光猛向前途一拼也。弟本拟率郑、张、陈直取乐至，面锦公（熊克武）今晨电嘱向上桥沟前进，又转一天路，因须与沙的联络也。请兄到正面与赖心辉死力支持，弟将乐至向我前进之敌打退后，即横扫东路敌尾，以达歼灭敌人之目的。”
对于讨伐北洋军阀，刘伯承是一往无前的。在整个讨贼之役中，他转战巴山蜀水之间，打了不少胜仗，声名远播巴山蜀水间。
【7.一位激进青年劝刘伯承参加共产党，
他语出惊人：“不能一见旗帜就拜倒！”】
翻开中国将帅名录，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威名赫赫的将军和元帅，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的。其中，刘伯承是显赫者之一。在川军中，他久任团长、前敌指挥官，是颇负盛名的川中名将。在国民革命军中，他官至暂编十五军军长。
在今天看来，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算不上是惊人之举。但对当时在旧军队任职，且有权有利有名的高级军官来说，却是脱胎换骨般的艰难。记得1982年夏天，笔者走访革命老人何长工时，谈起刘帅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光辉历程，何老风趣地说：“刘帅参加共产党是不容易的事呀，他是口袋里揣着银圆上山的。”
一番话，引起在场几位同事会心的微笑。何老说得多么直率、多么客观啊。当时，参加革命是造反、“上梁山”。“上梁山”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自觉投身无产者的先锋队；有的是在朋友的影响下，卷入革命大潮；也有的是为了求出路、求生存，“逼上梁山”；当然也有极少数是混上“梁山”的。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记述了朱德回顾自己和刘伯承的经历时的一段话说：人们走着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做了军阀而不思悔改；有的人随军阀入泥潭，但最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也有人看到了新的道路，却因为过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许多国民党军人变成了新军阀。而刘伯承和我两个人则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
刘伯承转向共产主义道路，经历了一个长期而痛苦的过程，其方式也是很有特色的。
事情由头是在1923年秋天，他率部与北洋军阀队伍激战大足城。战局一开始，刘伯承部马上掌握了主动权，使正面的北洋军队处处挨打。可是，由于另一支部队不能配合作战，致使敌人调集兵力，从侧翼乘机反扑过来，情况万分危急！他急忙赶到那支部队的指挥所，协助友军旅长修订进攻计划。正当刘伯承迫近敌阵察看地形的时候，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右腿的动脉大血管，腿肿得老粗，再加上失血过多，脸色苍白，昏迷不醒。医生见伤势太重，当即决定送到省城——成都就医。经过一段治疗，刘伯承的腿伤在渐渐好转，但整个讨贼战局却开始走下坡路。因为第二混成旅是四川讨贼军的主力和支柱，刘伯承又是第二混成旅的核心和灵魂。所以，当他负重伤退下火线以后，全军上下为之震撼。熊克武急忙派总司令部参谋长前往接替。同时，对外严密封锁消息。
在前方阵地上，许多地方依然飘扬着“刘”字凤凰旗，官兵们大肆张扬：“刘伯承亲临前线！”“瞎哥来了！”报界也不时地传播“刘伯承又往某处策划军事”的新闻。甚至官方还大量印发了“刘伯承”的名片在前沿散发，借以威慑敌军……这些巧妙的精神战法，在一些战场曾经发生过神奇的作用。1923年10月6日，讨贼军终于攻下了重庆。
然而，这种奇妙的计策毕竟不能长期发生效应。不久，敌军方面欣喜若狂地披露出“刘伯承身负重伤，几乎殒命”的消息。讨贼军内部也公开议论，说：“瞎哥去，军心去，谁也拢不住。”“指挥官的命运尚且如此，我们血染沙场又会有什么好结果？！”……随后不久战场形势急剧逆转，讨贼军内部也动摇不定，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缝。
熊克武对战局的焦急和对刘伯承的“关心”几乎是成正比的。他比任何人都急迫地希望刘伯承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前线，再为他力挽狂澜，重整旗鼓，再振军威。在刘伯承伤腿疼痛的时期，熊克武叫人把自己的官轿送来，以减轻伤残的苦痛和精神的折磨，也装模作样让世人看看熊督军的豁达大度。
一些惯送谗言的庸俗浅陋之辈，看熊克武终日里如坐针毡，不思茶饭，只是念叨着“刘伯承啊刘伯承”，便劝慰说：“锦帆兄，你手下握兵数万，可算得上谋士如云，战将如雨，老叹息一个残废人干啥子嘛？”
熊克武怒目圆睁，气呼呼地说：“你们懂得啥子哟？！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呀？我熊锦帆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只带了3个营的兵力入川，十多年来，东征西讨，苦苦撑持，已是万乘之军，没有刘伯承，哪有这样的声势？！哪有你们安享的富贵荣华？！”说着，显得十分激动而又颇为伤感地自言自语起来：“刘伯承系着万人心，他不归队，军心不定，战局不稳，吾心不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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