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时候，大家都很惊奇，林徽因怎么舍得让她唯一的女儿离开身边？而这一去将意味着永别。
林徽因在送行的人群中，娓娓地嘱咐着宝宝，好像宝宝是去做一次短暂的旅行。
宝宝和父母拥抱告别，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在女伴们簇拥下登上了汽车。
送行的鞭炮声爆开了校园蓬勃的“迎春”。
〖新生活的开端〗
光的道路，从历史的一端铺展过来。
这个季节给了它最亢奋的色谱，它肆意涂过的每一小块地方，岁月的青苔便纷纷剥落。
北平——一座胚芽骚动的城市。
没有谁会怀疑胚芽的存在，没有谁会怀疑胚芽的力量，这个胚芽，从一粒千年的古莲籽中萌发出来，在明亮、空灵和芬芳上展开它的风景。
林徽因的生命中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奇迹，在同死神的角力中，她又一次成了胜利者。1949年，她在新生的清华园里，担任了建筑系一级教授，主讲市镇设计课。
清华大学建筑系设在旧水利馆二楼，最初开办时只有20人，现在也不过三五十人。建筑系从1948年就成立了市镇组，开设了市政设计课，可以说是国内最早的城市规划设计雏形。
林徽因主讲的住宅设计专题，很注重适应战后恢复城镇建设的需要。
她从人对阳光、水、绿茵、鲜花、林石的需要，讲到人与人，人与建筑，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从园林艺术的空间关系，讲到四合院的结构语言，从苏轼的“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讲到民居的缘情作用、精神功能和感情色彩，进而从北京城市的发展，讲到城镇规划的基础，城市交通、市政工程和城市绿地。
解放后，梁思成担任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他受中央领导委托，负责北京城区的规划方案，他的工作随之也忙碌起来。战争结束了，人民需要医治战争创伤，中央领导同志委托他组织人员对北京城的规划进行研究，并成立了研究小组。
林家的茶会又有了许多新的客人，他们大都是为了北京市的都市规划，梁思成从外地调来的青年建筑学家，有陈占祥、程应诠、朱畅中、胡允敬、汪国瑜、戴念慈等。这段日子，大家每天聚在一起，有时从下午一直谈到深夜，聊得最多的还是新北京的规划问题。
当时，梁思成和陈占祥已经搞出了一个北京新城的规划方案。他们主张，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将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做为新的行政中心，把钓鱼台和附近湖泊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这个方案由梁思成和陈占祥联名写成《对首都建设的建议》一文，由梁思成自费刊印，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审阅。
在茶会上，大家对这个方案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林徽因一如既往地成为茶会的主角，她谈了“多核同心圆”城市、“潜在带形”城市、“集成化”城市、“星座式城市群”，还谈了柯布西埃和尼迈亚。她主张，一个城市应该是个美的整体，它的形象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是十分清楚的，建筑并不只是纯形式的美，它的思想性、伦理性和感情色彩，对于艺术性的欣赏来说是一种压倒一切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并不亚于物质功能，它有一种进取精神，有着更大的生命力。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开始，这个时代应该拥有体现时代精神的作品。建筑作为人们生活、活动的物质对象，显然应该随着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活动的变化而变化。建筑作为一个审美对象，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人们对建筑艺术的理解和审美要求，也将会改变。
林徽因认为，北京的许多名胜古迹，如故宫、天坛、中海、南海、北海、颐和园、玉泉山，以及西山一带的风景区和休养区，应该用一些河流和林荫大道，把它们串连起来，成为一个绵延不断的公园系统，这座城市的每一条大街，每一条河道，都应该成为公园的一部分。
大家谈起北京的古城墙时，社会上很多人主张拆掉，林徽因则不然。她说：“我们为什么不在城墙上修路做公园呢？这样既保护了古建筑，又利用了古建筑，这不是两全其美吗？美这个东西来自社会现实，没有美社会现实就不可能发展得和谐，所以它又是社会文明的灵魂。它形象地教育着人们，使人类走向进步。”
大家争论得很热烈的时候，有一个恬静的姑娘，默默地坐在角落里，认真地听着大家的争论。林徽因转过身来叫着她的名字：“林洙，你也来谈谈看法。”
林洙脸红了一下，腼腆地说“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林徽因说：“你可以大胆地谈谈自己的看法，你不是平时谈得挺好吗。”
这个叫林洙的姑娘，原籍福建闽侯，生长在云南，在上海读完中学，1948年跟哥哥来北平投考清华大学先修班，3年后在北京参加工作，林徽因病逝后，1962年同梁思成结婚，成为他生活上、事业上的得力助手。
共和国的新生，使林徽因如沐春风。她觉得，有许多事情在等着她去做，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知识和智慧，献给新中国即将到来的建设高潮。她总是报怨时光太短暂，她在病床上躺不下去了，立即收集有关资料。
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她偶然发现了苏联N·窝罗宁教授所著的《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一书，欣喜若狂。她要和梁思成赶快把这本书翻译出来，这正是目前中国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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