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的友情〗
一对新婚不久的美国青年，蓦然闯入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生活。他们便是后来成为著名社会学家、汉学家的费正清（费尔班克·约翰·金）、费慰梅（威尔玛）夫妇。
当时，费正清和费慰梅都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费正清来自南达科他，费慰梅则来自麻塞诸萨州的剑桥，这一对如痴如狂的喜欢中国的人文历史和艺术的青年人，就是在那里相遇并相爱的。基于共同的爱好和追求，他们把自己的结婚地也选在了古老的北平。
在北平东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里，这一对来自大洋彼岸的年青人，怀着一腔新奇，过起了老北京人的日子。每天早晨他们到胡同口去喝豆浆、吃油条，挎篮子吆喝“箩卜赛梨”的小贩，也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每天，他们都会买上几只“心里美”箩卜，脆生生嚼出了一片地道的京韵。他们最喜欢做的一件事，便是坐上人力拉车，串北平的街道和胡同，那种古老的文化氤氲，让他们进入了一个古典的东方梦境。
他们找了中文老师，开始学习中国语言，神秘的方块字给了他们横平竖直的另一种语境。课余时间，他们便去紫禁城或香山的佛教寺庙里考察，但对他们更具吸引力的却是北平的门楼和城墙，尽管这大墙内外上演着的一幕幕活剧，对于他们却还是那样陌生。
婚后的两个月，他们遇到了林徽因和梁思成，并从那时起，他们维系了一生血浓于水的友情。晚年的费慰梅回忆他们相识时的感受说：
“当时他们和我们都不曾想到这个友谊今后会持续多年，但它的头一年就把我们都迷住了。他们很年轻，相互倾慕着，同时又很愿回报我们喜欢和他们做伴的感情。徽（whei）——他为外国的亲密朋友给自己起的短名——是特别的美丽活泼。思成则比较沉稳些。他既有礼貌而又反应敏捷，偶尔还表现出一种古怪的才智，俩人都会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方文化。徽以她滔滔不绝的言语和笑声平衡着她丈夫的拘谨。通过交换美国大学生活的故事，她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学当研究生时来到北京的。”
往往真正的友情开始于心灵的奇遇，而这两对夫妇的相识却完全没有故事，他们在一次聚会上认识，并互相吸引，一交谈，才知两家居然是相距不远的近邻，这使他们喜不自胜。
新的友谊给林徽因的生命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当时她和梁思成刚刚由沈阳迁回北平，开始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百废待兴，而繁重的家事又给她凭添了若许烦恼，费慰梅怀念这段日子时记叙道：那时徽因正在经历着她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务的苦难，并不是她没有仆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儿、新生的儿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烦的、一个感情上完全依附于她的、头脑同她的双脚一样被裹得紧紧的母亲。中国的传统要求照顾她的母亲、丈夫和孩子们，她是被要求担任家庭“经理”的角色，这些责任要消耗掉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应该说，作为一个西方女性，费慰梅对林徽因的感知是深层次的，她在中西方文化的穴结点上，一下子找到了她的中国朋友全部痛苦的症结，费慰梅说：
“林徽因当然是过渡一代的一员，对约定俗成的限制是反抗的。她不仅在英国和美国，而且早年在中国读小学时都是受的西方教育。她在国外过的是大学生的自由生活，在沈阳和思成共同设计的也是这种生活。可是此刻在家里一切都像要使她铩羽而归。
她在书桌或画报前没有一刻安宁，可以不受孩子、仆人或母亲的干扰。她实际上是这十个人的囚犯，他们每件事都要找她做决定。当然这部分是她自己的错。在她关心的各种事情当中，对人和他们的问题的关心是压倒一切的。她讨厌在画建筑的草图或者写一首诗的当中被打扰，但是她不仅不抗争，反而把注意力转向解决紧迫的人间问题。”
林徽因把她的心扉全然向她的新朋友费慰梅敞开了。那段日子，费慰梅经常骑着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前到梁家去，穿过花园去找林徽因，两个人在起居室一个暖和的角落里坐下，并泡上两杯热茶，便开始了推心置腹的倾谈，她们有时比较中国和美国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时谈文学艺术，并把对方不认识的朋友的追忆，毫无保留地告诉对方，林徽因谈得最多的当然是徐志摩，她给费慰梅大段大段地背诵徐志摩的诗，从她闪着泪光的眸子里，费慰梅读出了那一份深深地思恋。
很快费慰梅也同林徽因的那群朋友结成了知己，他便是逻辑家学金岳霖，大家都叫他“老金”，实际上他似乎是梁家的一个成员，他住在梁家院后一座小房子里，梁氏夫妇住宅的一扇小门，便和老金的院落相通。在梁家夫妇的聚会上，老金总是第一个到达的客人，有时这样的聚会也在老金家里举行。作为逻辑学家的老金，连同他幽默的性格也是那么独特，即使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对小夫妻吵架拌嘴，老金也闻声过来解劝，从不问清红皂白，而是大讲特讲其生活与哲学的关系，总是迅速而有效地平熄“战火”，林徽因和梁思成也很佩服老金这理性的逻辑思辩。
经常参加聚会的还有坦率豪爽的政治学家张奚若和国际问题专家钱端升，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陈岱孙，在哈佛攻读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李济，在伦敦留学的社会学家陶孟和等，也是这里的常客。应该说，那个年代梁家客厅里聚集的多是中国学术界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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