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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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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李大钊安排邓中夏及张国焘等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去进行工作。张国焘奉李大钊之命,和长辛店工人史文彬等建立了联系。

  1920年4月8日,邓中夏带领平民教育讲演团一个组到长辛店进行讲演活动,并决定在那里找一个固定活动场所,经常去讲演。

  平民教育讲演团初次在长辛店讲演,效果不佳。

  这主要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还没有放下架子,与工农还没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和语言。一些本来就是以“救世主”的姿态下去的学生,这时候便责怪起群众“愚蠢”来,不肯到工农中去了。但是,以邓中夏为代表的革命学生,按照李大钊的嘱托,坚持下去,并通过虚心向工人学习,很快克服了起初的困难,学会了用通俗的语言同工人进行交谈,宣传革命道理。这样,逐步把长辛店开辟为早期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

  1920年5月1日,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全国有近10个城市总计约6万工人群众举行了纪念活动,喊出了“五一万岁!”“劳工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打出了红旗。这是破天荒的创举。它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觉悟程度的提高,进一步鼓舞了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开展工作。

  这一天,《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李大钊发表了阐述《五一运动史》的重要文章,许多有影响的刊物如上海的《星期评论》、《东方杂志》,南京的《少年世界》等都曾全文转载。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来历,以及多年来各国工人阶级在这一天为争取解放进行斗争的情况,歌颂了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而献身的英雄们。并着重指出:“五一运动”应当是真正“劳工阶级的运动”,而不是“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号召知识分子,不要光是空喊“劳工神圣”,而要实际地到“劳工”中去干发动群众的工作。

  这一天,李大钊主持了北京大学的纪念活动。他所在的北大是这次北京五一纪念活动的中心。北大学生在这一天举行了罢课,《北京大学周刊》也出版了《劳动纪念号》。上午9时,校工和学生500多人在校内召开纪念大会,李大钊在会上讲了话。同时,何孟雄等学生租用2辆汽车,车前拉上横幅,上书“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等,车后插上红旗,从上午8点钟出发,分头去东、西城游行。沿途浩浩荡荡,格外引人注目,并高呼“劳工万岁”等口号,散发印有“五一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但最后全被警察拘捕。这次游行,曾被称为“初次的赤旗”。

  这一天,平民教育讲演团50人分成5组,也于上午10时出发,沿街进行演讲“五一历史”、“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五一劳动节”等。

  这一天,邓中夏等还赶到长辛店去对铁路工人作了演讲,有1000多名工人参加,也散发了“五一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很受工人的欢迎。会后也举行了示威游行。

  这一天,北大学生共散发了数千张“五一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第二天,许多报纸在纪念五一的消息报导中说:各地散发的宣传品,“以北京大学劳动纪念会的印之‘五一北京劳工宣言’最为激烈”。比起以前在这方面所散发的宣传品,这个宣言的确是前进了一步,它没有重复“劳工神圣”一类含义空洞的词句,而是具体地提出了工人阶级将来的奋斗目标。

  它和李大钊在《五一运动史》中的根本思想是一致的,即劳动群众要积极行动起来,对骑在自己头上的压迫者、剥削者展开坚决斗争,争取自己的解放。

  北京的这一次五一纪念活动,使反动军阀政府极为恐惧,他们在前门出动了3000多名军警,拘捕了一批讲演的学生,在北大附近驻扎了好几营军队,整队游行进行威吓。

  五一节以后,北京有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李大钊领导下,不顾反动派的迫害和阻拦,投身到工人群众中去,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一面也改造着自己。这样就促成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

  在促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方面,李大钊也给了天津的革命知识分子以积极的影响。

  1920年8月初,天津觉悟社举行了一次年会。

  会上,周恩来总结了一年多来天津爱国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今后的救国道路,只有深入劳工群众,依靠劳动阶级;同时,把“五四”以后全国各地涌现的大小进步团体都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由于李大钊热情支持过觉悟社的活动,会后,以周恩来为首的11个社员来到北京,将这个意图向他商量、请教,李大钊非常赞赏周恩来的想法。

  8月16日上午9时,觉悟社的11个成员,还有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的代表20余人,在北京陶然亭举行了茶话会。周恩来、邓颖超首先发言,介绍了觉悟社一年多的活动情况,说明了召开这次座谈会的宗旨。各团体代表也都相继发了言。最后,李大钊讲话,他提出,各团体要有一个明确的主义,主义不明,就不能团结一致。并希望他们到劳工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解他们,启发他们,依靠他们。

  18日,到会的五团体各派代表3人,又在李大钊指导下,在北大通信图书馆开了“筹备会”,决定五团体合组一个“改造联合”,讨论通过“改造联合”

  的宣言和约章,同时,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而且对于“到民间去”做什么事,也明确规定了“社会实况之调查”、“农工组织之运动”等。这些,在当时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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