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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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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1919年9月间,被北洋军阀政府关押了3个月的陈独秀,经李大钊等营救,终于被释放出来。李大钊为欢迎陈独秀出狱,写了一首诗,对陈独秀的感情表露得较充分: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

  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诗中所说“不见了”的报纸,就是被查封的《每周评论》。对被捕前的陈独秀,李大钊认为他是个民主主义者,而“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陈独秀受法兰西资产阶级文明的影响太深,所以他对接受马列主义思想转变较慢。“五四”群众运动特别是“六三”运动中工人力量的表现,对陈独秀思想的转变是有作用的,但更重要的是3个月的铁窗生活,使他清楚地认识到,旧民主主义在中国行不通。陈独秀出狱后不但不消极,反而更积极了,他和李大钊一起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展开对各色冒牌社会主义的斗争。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中,可以看到李大钊对他的影响。李大钊影响了“五四”时期一代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中的先进分子逐渐走上了马克思、列宁指引的道路。

  面对军阀政府的加紧迫害,李大钊镇定自若,继续放手开展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正在这时,李大钊和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建立了亲密的联系。

  “五四”运动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天津青年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们越来越感到很有必要建立一个革命组织,于1919年9月16日成立了觉悟社。觉悟社的成员还有邓颖超、郭隆真、于方舟等。周恩来“为了中华之崛起”,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于1917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开始接触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回国后,又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读了李大钊的许多文章,迫切地期望从李大钊那里得到更多的教益。

  因此,在觉悟社成立会上,他提议,请北京大学李大钊先生到天津来作指导。由于李大钊当时在大家心目中已是新思潮的号角和黑暗中的向导,提议得到一致赞同。

  1919年9月21日上午,李大钊应邀到天津作讲演。学生、青年们奔走相告:“李大钊先生来演讲了!”听讲的人很多,讲演厅的大门几乎被赶来听演讲的群众挤破了。他讲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斥责推行强权的日本帝国主义,阐述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求得解放的途径。他的讲演,深深地启发和鼓舞了天津的青年学生和革命群众。

  当天下午,李大钊又不辞辛劳地来到学联会议室,同觉悟社的青年们座谈。对他们准备出版刊物《觉悟》表示大力支持。并要他们认真研究各种新的思潮,特别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多了解苏俄,取得了真理,就要贯彻到行动中去。

  1919年10月12日,国民杂志社举行成立一周年纪念会,李大钊到会发表演说,号召我国人民起来排斥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指出,“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运动,实际上是人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

  12月7日,李大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当时口头上讲“中日亲善”,实际上进行野蛮的侵略,在当天的《新生活》上发表文章,作了尖锐的揭露。他说:

  日本人的吗啡针和中国人的肉皮亲善,日本人的商品和中国人的金钱亲善,日本人的铁棍、手枪和中国人的头颅血肉亲善,日本的侵略主义和中国的土地亲善,日本的军舰和中国的福建亲善,这就叫“中日亲善”!

  接着,在12月12日的《国民》杂志上,李大钊紧密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发表了《再论亚细亚主义》一文,深刻地指出腐朽的帝国主义外强中干,人民群众一定有力量摧毁它。

  12月12日,李大钊还参加了北京公立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会议,会议决定于15日各校全体停职,展开索薪斗争,并推举李大钊负责新闻方面的工作。

  12月28日,李大钊发表《大联合》一文,指出:“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最近北京各校教职员也发起了一个联合,盼望全国的教职员,也组织一个大联合。并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

  毛泽东曾指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他在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工作,都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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