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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贺民英游击队(2)

  我们这里有吃有住,能打能藏。在情况紧张时,湘鄂边特委和苏维埃的人员也上了四门岩,敌人退走了,他们就下山回到鹤峰城,情况紧张了再上来。红军伤病员和一些家属也时常到我们这里来休养、躲避,特委委员、桑植县委书记杨英就在割耳台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在山上始终同党组织和苏维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贺民英有时亲自去,有时派我代她去,找特委书记周小康,找鹤峰县委书记兼苏维埃副主席郭天明,找农会特派员、我在常德二师附小读书时的级任教员刘植吾,找独

  立团团长王炳南、经理处主任谷容年,主动接受他们的领导,互相通些消息,互相给予帮助。

  1932年6月,就在敌军“围剿”日益疯狂的时候,苏区内部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由贺炳南率领的桑植县游击大队发生叛乱,贺沛卿、王湘泉也裹在其中。

  贺炳南是桑植洪家关人,当过工农革命军大队长、红4军游击司令,后因违犯纪律被撤了职,他带着一些人枪回到桑植槁武装,红军二下洪湖时任命他为桑植县游击大队长。

  贺沛卿是桑植罗峪人,贺龙北伐时的一个排长,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家。贺龙回洪家关聚义时,贺沛卿有两杆枪,他和妹夫王湘泉各背一杆,手下还有几个人,参加了工农革命军,以后一直跟到贺龙身边,从特务连长当到营长、团长。赤溪河大捷歼灭向子云部,贺沛卿被传为“一蒲扇就把敌人扇下河”的神奇人物。红2军团驻在走马坪时,他和王湘泉俩请假回桑植探家。红军走后,我随贺民英从走马坪回割耳台,半路碰上他俩急急忙忙去赶队,后来他俩没赶上又返回来,到了桑植县游击大队。

  贺炳南与贺沛卿、王湘泉都在红军里战斗了多年,很能打仗,贺沛卿、王湘泉还加入了共产党,他们对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建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在离开红军主力后,贺炳南等与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桑植县委书记杨英发生了分歧,特委、县委不信任他们,他们也不服从特委、县委的指挥。

  桑植县游击大队与在鹤峰县活动的湘鄂边独立团也发生了矛盾。开始这两支武装的关系不错,有了敌情互相通报,互相配合。后来有一次,游击大队要求独立团配合,独立团因为有战斗没能赶去,贺炳南等便对独立团怨恨在心,当独立团受湖北这边敌军压迫退入桑植向游击大队借粮借弹时,贺炳南等挟嫌报复,拒绝支援,独立团数战不利,站不住脚,不得不退出鹤峰。

  贺炳南等又借口特委不信任他们,要缴他们的枪,竟然进行叛乱,叫喊着所谓“反共不反贺”的口号,打死了桑植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杨英、县委委员李少栋,接着闯上四门岩特委驻地,提了贺龙派给蹇先任的警卫员朱绍田的枪,打死了独立团经理处长谷容年,特委书记周小康因外出得以幸免。事件发生后,特委会合了独立团,转往洪湖找红军主力去了。这个事件是贺炳南的主谋,贺沛卿、王湘泉也跟着一块干了。

  贺炳南等人的叛乱是一起十分严重的事件。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借口,实际上是走上一条以武力对抗党的领导、毁灭革命的道路,给湘鄂边苏区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也使自己走向了毁灭。叛乱之后,贺炳南把桑植游击大队拖到方头山上自立山头,结果被国民党团防包围,消灭了,贺炳南死后被砍了脑壳,提到桑植城示众。贺沛卿、王湘泉带着十几个人死里逃生,爬上四门岩躲藏起来,不再有什么大的活动。

  §山中岁月

  1932年下半年,湘鄂边苏区陷入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敌人到处烧屋,到处屠杀,对苏区人民进行血腥的报复、镇压。特委巡视员麦先为、农会特派员刘植吾等一批干部被敌人杀害,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远走洪湖,桑植游击大队被消灭,整个湘鄂边只剩下几支零星的游击武装。但是,苏区人民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敌人全部占领了苏区城镇、大道后,又上了四门岩山区“清剿”,我们的驻地割耳台也遭到团防袭击,敌人搜去了埋藏的粮食,毁掉了正待收割的庄稼。于是,我们把一部分妇女孩子送下山去。我这时已经有了一女一子,女儿2岁,儿子1岁,带着打游击很不方便。我写信要我妈妈来,把妻子、两个孩子和谷大妹接回桑植我家去。

  我们从割耳台转移,钻入四门岩山区更高更密的深山老林里,千层壳、梯子岭、鸡公嘴,从这些小地名上就可以推知其地势的险恶、陡峭。这里是人烟绝迹的原始森林,林深草密,不见天日,没有人家,只有狼虫虎豹、狗熊猴子出没其间。我们原有两匹马,用来驮东西和病号,把马放进林子里吃草时竟被老虎咬死了。

  山下到处是敌人,严密封锁,频频搜山,扬言要把我们困死、饿死、冻死在山上,我们则要坚持下去。我们坚信:红军一定要回来的,贺龙一定要回来的!就是死在山上,也绝不向敌人屈服。当然,我们也不会那么容易被敌人整死的。

  冬天到了,大雪封住了山路,敌人的搜捕仍不见缓和,山上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贺民英带我下山去摸情况,找粮食。山下村子里正住着敌军,我们进不了村,摸到靠山根的一户独立人家,主人家姓朱。他悄悄找来附近几户群众,有的捧来几颗鸡蛋,有的抱来两个老南瓜,还有的揣来一壶黄米酒。临上山时,主人家又送了一罐黄豆。

  回山的时候,我们不敢走山路,怕雪地上留下脚印使敌人会追踪而来,只能沿着流淌山水的水沟走,赤着的双脚被划出一道道血口子,又被冰水冻僵了。遇到沟边枝丫横生的地方,直不起身子,我们就在冰雪上爬行。

  我们带回山上的一罐黄豆,成了大家的救命粮,由徐焕然的弟弟徐武生负责保管。每天用铁锅煮上一点,大家围坐四周,贺民英郑重地宣布:吃的时候,只许“骑马”,不许“抬轿”。所谓“骑马”,就是用筷子立着夹,这样一次只能夹上一二颗豆子;所谓“抬轿”,就是用筷子平着抄,那样会多抄上几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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