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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拿起刀枪跟贺龙(1)

  中国革命的道路曲折而漫长。它是无数先驱者经过探索和追求开拓出来的一条历史必由之路,是无数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铺筑而成的一条艰苦奋斗之路。

  在这条路上,我走过了60余年的风雨里程。

  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不能不想起我出生的那个革命风暴迭起的年代,不能不想起用血与火的斗争哺育我成长的故乡热土,不能不想起给了我重大而深刻影响的革命引路人贺龙。

  §我的少年时代

  我的故乡在湖南省桑植县。

  同其它革命老根据地一样,桑植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穷,一个是交通不便。因为穷,革命才容易发动,容易得到人民的响应。因为交通不便,工农武装割据才能够实现,革命根据地才能够存在。

  桑植位于湘西北的武陵山中,澧水源头,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处。在那个军阀混战、社会动乱的年代,这里地贫路塞,经济落后,官匪豪绅横行肆虐,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这里成为一个“有枪则王”的世界,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武装蜂拥而起,自立一方:有称王称霸的军阀,鱼肉乡里的团防,恃强凌弱的财主豪绅,打家劫舍的土匪刀客;也有设坛习武、抗捐抗丁的“神兵”,除暴安良、抑富济贫的“民军”。

  在与险恶的自然环境和残暴的统治阶级作长期斗争中,这里的人民不仅形成了吃苦耐劳、淳朴倔强的性格,而且铸造出英勇不屈、敢于斗争的精神。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们不畏强暴,不惧艰险,揭竿而起,向恶势力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的抗争。特别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在贺龙的影响和带领下,这里的人民建立起一支英勇的红军,先后创造出湘鄂边、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就生长在这样一块地方。

  1911年11月14日(农历辛亥年九月廿四日)我出生在桑植县长瑞乡(今樵子湾乡)一个农民家庭。因为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之际,父亲便按照乡间流行的口号“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汉家天下”,给我起名叫“汉生”。

  我的母亲是一位篾匠的女儿,婚后生育了一女三子。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

  1986年桑植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给我来函称,根据查证我的民族成分不是汉族,应定为土家族。

  我只记得,我家祖上几代都是以土为生的种田人,而且都是单传。从我爷爷那一辈起,为求人丁兴旺、门第转换,就取了一个颇为吉利的班辈排名“芝兰百世昌”。到了我父亲这一辈竟然有了转机。父亲兄弟六人,他最小,排名廖兰湘,字六谦,号茂才。“茂才”是“秀才”的别称。在全家人勤劳耕作的供养下,他以最优等毕业生的资格从桑植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以后,又去省城长沙读书。

  我母亲曾珍藏着一张旧照片,里面站着三排穿长衫的青年,父亲就在其中。母亲还给我指认过一位先生,说他叫林伯渠,和我父亲是朋友。据分析,此照当摄于1915年,其时林伯渠受中华革命党总部之命在长沙组织反袁机关,任湖南支部党务科长。由此推测,父亲可能也是一个革命党人或同情者。

  我5岁那年,父亲从省城长沙回到湘西桑植,致力于乡村教育,在本乡本保办起新学,教授国文,领着学生下体操。唱歌子,在乡里很有些名望。第二年,我6岁,母亲给了我一个竹编的书夹子,父亲背着我走了几里山路把我送入一间私塾。尽管当时已经有了新学,但农家孩子的发蒙,仍要首先借助传统的塾学和孔夫子,既学“人手足刀尺”《国语》识字课本,又背《论语》、《四书》。我在乡下读了四年书,换了四个私塾。

  在父母的共同操持下,我的家境渐渐好起来,搬出了山里的老屋场,在平坝子边上的樵子湾起了一座新屋。父亲潜心教书,母亲料理家务,日子虽不富足倒也安宁。然而这种日子只过了三四年就发生了变化。时代的风暴,社会的斗争,贺龙的影响,改变了我家两代人的生活道路。

  从樵子湾我家新屋到桑植县城约20公里,中间有个村落叫洪家关。村南小河上架着一座瓦屋桥,此桥今名“贺龙桥”。桥北头有一栋木屋,这就是贺龙的家。我从小常常听到有关贺龙造反的故事。

  贺龙少年时迫于生计,赶骡子贩盐,奔走在湘鄂川黔边的崇山峻岭中,饱受官匪欺压,阅尽世事不平,立志要“反抗恶势力,为贫苦人打天下!”为此,他加入过清末民间秘密反清团体“哥老会”,18岁时经桑植留日学生陈图南介绍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1916年农历二月间,贺龙邀集伙伴,手持菜刀,砸了桑植芭茅溪盐税局,夺得几条枪,竖起“讨袁护国”的义旗,拉起一支民军,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成为名震湘西、叱咤风云的“活龙”。

  我父亲曾被贺龙邀请从军,但父亲尚文轻武,不屑于舞刀弄枪。他俩虽然都参加过革命党,但是各自的出身、经历和志向却有很大差异:一个是读书人,一个是骡子客;一个要以教育振兴乡里,一个要以武装打翻旧世道。但是后来,父亲却一改初衷,加入到贺龙军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父亲改变的?我无从考究。但是我想,他是经过自己的反复比较和思索,认定贺龙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毅然投笔从戎,来到贺龙的桑植独立营里任职。我在家中看到过贺龙给我父亲的信封套子上写着“廖营附”、“廖副官”这样的称呼,老百姓则称他“廖师爷”,总之是在贺龙军中做些参谋、书记一类的文墨事。

  父亲参加贺龙军后,离开了家,驻在县内时抽空回家看看,走的远了就很长时间不回来。

  有一次,贺龙的队伍从我家附近的平坝子过,我和另一个小孩子跑到路边田埂上看“过兵”。

  只见一支队伍走过来,队中一个兵的身后背着几根“大令”。这“大令”跟古戏里的令箭一样,我知道它代表着长官,它到哪里就好比长官本人亲自到哪里,查岗查哨,巡视军情,纠察军纪,下级见了都要向“大令”敬礼。

  我正看得入神,一位留着“一字胡”的军官来到面前,他就是贺龙。贺龙笑眯眯地问:“你是谁家的小孩呀?胆子这么大,敢看兵哟!”

  当时老百姓是怕兵的,一听说“过兵”唯恐躲避不及,谁还敢看兵呢。

  我回答他:“我是廖家的。”

  他又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了他。

  贺龙夸了我几句,率队向洪家关方向去了。我没料到,这次看兵却看出了一段亲事。

  不久以后,我父亲向贺龙请假回家,说要给儿子定亲。

  贺龙问:“是不是我见过的那个?”

  父亲说:“不是,有人给汉生的弟弟提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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