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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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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三

  十四日,新华社发出讣告:“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同志,因病长期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同时公布了治丧委员会名单,计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宋庆龄、赵紫阳、陈云、邓颖超、沈雁冰、胡耀邦、成仿吾、周培源、周扬、巴金、夏衍、侯外庐等七十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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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序按原名单排列。

  沫若安详地躺在长青松柏和鲜花丛中。十七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代表怀着沉痛的心情,前往北京医院向他的遗体告别,并向他的妻子于立群和子女郭和夫、郭庶英等表示亲切慰问。当天,他的遗体即由方毅、许德珩、沈雁冰等人和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以及家属,护送到八宝山火化。

  六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致哀,北京城沉浸在悲哀的气氛中。下午,郭沫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庄严肃穆的会场里悬挂着郭沫若的遗像,安放着他的骨灰盒,骨灰盒上覆盖着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以及首都群众近两千人参加了追悼会。由叶剑英主持大会,邓小平致悼词。肃静的人群低声啜泣,确切的悼词表达了党和人民对郭沫若的高度评价: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他创作的历史剧,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他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他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长期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扶持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成长,对发展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郭沫若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是全国人民,特别是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

  遵照郭沫若的遗愿,六月二十日早晨,一架银灰色飞机载着他的骨灰,飞到山西昔阳大寨的上空,盘旋三周,将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虎头山的青松格外青,绿油油的谷子、玉米苗似乎也长得更茁壮了。

  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

  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

  和祖国大地合而为一的郭沫若,熏风永驻,遗范长存。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悠久便是郭沫若!

  〖后记

  自一九八二年拙作《郭沫若年谱》问世后,曾陆续收到不少老前辈、新朋旧友、海内外郭沫若研究工作者和读者的信,给予我们热情的鼓励和支持,有的同志还期待我们再接再厉,为郭老写传。我们的老师许杰先生也曾诙谐地说:“这是你们的头生子,今后要多生几个才好哇!”老师的教诲、朋友的厚望使我们懂得了,即使自己才疏学浅,只要扎扎实实地苦干,自己的劳动成果终究会得到读者的承认,并对他们有所裨益的。这个信念鼓起了我们的勇气,所以当几家出版社邀约我们写郭沫若传,或评传,或文学传记时,我们便又跃跃欲试,最后决定选择比较适合我们的一项,即《郭沫若传》,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订了合同。

  为了借鉴别人的经验,我们曾阅读了不少中外名人的传记。大凡名人逝世后,总会有人为之树碑立传的,有的早在生前就有人抢着为他们挥舞生花妙笔了。按理说,“树碑”与“立传”本是两码事,可是在中国,长期以来“立传”却总与“树碑”联系在一起,似乎要写传就非得立足于歌功颂德不可。当然,如果传主有功、有德可颂,作者自然不应该吝惜笔墨,问题在于功、德并不能完全替代传主的全人格。不管什么样的名人,首先他们总是人,而不是神。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就既有功又有过,就不但有德而且也有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这些原是无需掩饰的。郭老的一生时间跨度大,从清朝末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国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如同一条在历史的长河中翻滚腾跃的蛟龙,闪亮的鳞片间免不了夹带些许这样那样的泥沙,这原是不足为怪的。我们为郭老立传,就是要写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可信的人,如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要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诚然,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员名将,一生经历了曲折的历史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真切地把握他的思想发展的轨迹,和感情流动的波痕,以发展的观点统观全过程,同时又不能忽视各个阶段存在的具体问题。郭老在人生征途上起步不凡,初出夔门就满心希望:“我要以松柏的态度来刻画出自己的年龄,能成为合抱的大木给天下的劳人以一片清荫,即使中途遭了电击或者枯死,我也希望它的残骸能够供给贫苦人一把取暖的柴。”后来的行动的确证实了他的誓言,不过也不可否认其步履维艰,他曾一度灰心、失望、颓唐,也曾一度孤寂、懊丧、徬徨。至于他的风流韵事,其实也不必讳言。他曾以歌德自况,周扬同志也说他是中国的歌德,这倒并非溢美之词,他们两人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

  由于传主思想变迁纷繁复杂,生活道路久远宽广,文章学问博大精深,凭我们有限的才识,显然难于为他绘就细巧逼真的画像。我们只想以粗大的笔触为他全身勾勒一个轮廓,有时又借助一点细腻的描绘以表现他的性格,这里免不了要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稍加一些合理的想象。通篇力图用事实说话,尽量少发甚至不发议论。如果这样做能为郭老留下一幅粗糙的剪影,我们也就满足了,然而是否符合传记文学的要求,这只有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了。

  在撰写这本传记的过程中,多蒙前辈、师友如成仿吾、翁植耘、黄定慧、饶鸿竞、应义律、王廷芳、郭和夫、郭平英、李伟江、宋彬玉、方如伟等人的关心和帮助。尤其是成仿吾先生,他曾为拙作《郭沫若年谱》题签书名,结果因故未用,他非但毫无意见,竟又慨然允诺为本书题签,之后不到一个月即与世长辞了,因而本书的出版,对他老人家也是一个诚挚的纪念。另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本书责任编辑同志为了推动本书的写作,曾陪同我们去沙湾、乐山、重庆寻访郭老当年生活和战斗过的旧迹,使我们获得了不少感性材料;还有曾健戎、唐明中、郭宗瑨、杨华等同志和日本朋友内山篱、小野寺和子等先生为本书提供了一些照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龚济民方仁念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七日夜

  于华东师范大学一邨17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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