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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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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谈判既无诚意,休战延期又有何用?二十三日晚,恩来突然派人来中央饭店接沫若去梅园新村,说是赴京请愿要求长期停战的上海人民代表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等,在下关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殴打受伤。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沫若惊诧不已:“唉!实在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又是一场较场口事件!”当夜,他和恩来即赶到中央医院慰问受伤代表,并帮助其他代表安排好住处,直到第二天清晨四点多钟才回到旅馆。他躺在床上,由六月二十三日追溯到二月十日,又由二月十日回复到六月二十三日,短短四个多月,“较场口血案”已经在全国许多地方轮番重演过,今后会不会再有“较场口”?他不愿再想下去,他感到胸口堵得难受,他要骂天、骂地、骂那“较场口”的总导演……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等地步,听说国民党特务还扬言要捣毁梅园新村和蓝家庄。和谈完全成了烟幕,再调解下去也是徒然,沫若便于六月二十六日返沪。他哪里知道,就在他乘坐的沪宁列车向南方奔驰时,国民党军队正如狼似虎地扑向中原解放区,蒋介石终于发出了全面内战的信号。

  内战与独裁原是蒋介石的一对孪生子,谁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谁就要受到他的打击和迫害。一九四六年七月,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沫若清楚,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将进一步戕害民主战士的一个新开端。他早已象李、闻那样,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只是为战友们的惨遭杀戮而悲愤不已。回想赴苏访问前在昆明逗留之际与闻一多短暂的会面,为他们这对一直相互敬重、相互支持而长期未谋一面的文友创造了一次仅有的相晤机会,这可算是最大的安慰了;至于李公朴,前不久还在重庆较场口并肩战斗、共同受难,如今已为民主事业彻底献身,先自己而去成了古人,这怎能不令人黯然。沫若愤怒谴责反动派不惜采用最卑劣无耻的手段来诛锄异己,并与聚集在上海的民主人士多次商讨筹备追悼会。然而在专制暴政下,连开这样的追悼会都没有自由,几经磋商,有关当局方才同意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及无党无派三方面人士组成大会主席团,演讲亦是三方各推一人。追悼大会迟至十月四日上午在天蟾舞台举行,大清早即有许多手持“入门证”的“短衣客”入场抢座,他们吃瓜子、说笑话、与女人打情骂俏,弄得会场污烟瘴气。正式开会后,这些人却在打盹,当吴国桢市长致词时,他们时而睁开惺忪的眼睛问左右“可以鼓掌否”。沫若见状哭笑不得,他与邓颖超、李济深、沈钧儒、史良、罗隆基等人不断摇头。轮到沫若演讲了,由于会前三方订有互不攻击的“君子协定”,所以这次事先拟好讲稿,并约束悲痛的感情,说:“李闻两先生的肉体虽已毁灭了,但他们都替中国历史添上了光辉。两先生的死是时代悲剧诞生的信号。这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这是公正与自私的斗争,这是人民要做主人与做奴隶的斗争!……”他想到吴国桢刚才曾说什么“上海已经奠定了民主与自由的基础”,“必须要用守法的精神去争取”,最后还是按捺不住地增添了两句即兴发言:“杀人者终是杀人者,假的也终是假的!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平和民主再没有比今天这样迫切了。”两天后,他又与周恩来、沈钧儒、黄炎培、史良等千余人,在静安寺公祭李公朴和闻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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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1946年10月5日《文汇报》。

  沫若与反动派进行不懈斗争的时候,常常想到对于恶势力死不妥协的鲁迅先生。这次追悼李公朴和闻一多,他又想起闻一多说过的一句话:“鲁迅是对的,我们从前是错了。”正因为闻一多后来追随了鲁迅,所以他进步了。几天后,恰逢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十二个文化团体联合在辣斐大戏院举行纪念大会,沫若在讲话中以亲身感受说明鲁迅是广大文化工作者“精神上的灯塔”,“我们追随着他的时候便可以保证我们的进步,我们违背了他的时候便一定证明我们的堕落”,“因此我们更应该加倍的认识鲁迅,加倍的体验鲁迅精神”。第二天早晨,他特地与沈钧儒、茅盾、田汉、洪深、许广平等人前往虹桥公墓参加扫墓礼,面对墓中人深情地说:“鲁迅先生,整整十年没来看您,这十年是您领导着我们在争取民主。今天在您面前,我没有什么话讲,只有一句:我愿秉着您的一切指示,当一条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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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玄黄·鲁迅和我们同在》

  见1946年10月21日《文汇报》。

  十月下旬,沫若为协商国共和谈事又曾去南京,不到一周即赶回上海参加陶行知追悼大会。陶行知在三个月之前因脑溢血突然逝世,在沫若看来,他恰巧是李公朴、闻一多遇刺以来为民主而牺牲的第三名。在他去世前不久的一天晚上,他还在沫若家里谈天说地,沫若记得当时曾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是黑榜状元,应该留意呢。”他也半开玩笑地回答道:“不是状元是探花,是黑榜探花。你也准定榜上有名的。”现在想起来,这“黑榜探花”倒真的成了事实,他虽然不是被直接暗杀的,然而毕竟是被间接害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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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玄黄·痛失人师》

  杀人不眨眼的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破坏和平愈益厉害,竟然不顾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于十一月间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在公布的代表名单中,沫若看到也列有自己的名字,即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政府单方面指定社会贤达参加“国大”是完全违背了政协程序的,因而绝不承认自己是“国大代表”,坚决拒绝参加国民党非法召开的伪国大。他还劝阻张君劢赴会,而对社会党领袖张东荪等人决定不参加“国大”表示钦佩,同时指责民社党某些人不听劝阻而甘心“落水”的无耻行径。当时民盟领袖罗隆基、章伯钧等人都聚集在南京,代表第三方面力量参与国共和谈,上海的民主人士们对他们会不会参加伪国大正议论纷纷,诸多揣测。沫若当然也很关心,他却采取了一个十分特别的方式,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罗隆基等人的希望:他托人带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以及他写的全部历史剧,作为礼物送给罗隆基,并请代为问候。罗隆基见了来人来物,暗自思忖:“郭沫若不迟不早,突然在这时候派人带十几本书到南京来赠我,这是什么意思?噢,我明白了,这是叫我不要一着错,满盘‘输’的意思吧?”他不待来客言明来意,就说:“请你回去告诉郭先生:放心,放心,千万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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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隆墓:《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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