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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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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由于研究《墨子》,引起了沫若对吴起的同情。读《吕氏春秋》中关于吴起的故事,知道他原是儒家,由魏入楚,辅助悼王变法,而在悼王驾崩时,他亦被一些反动贵族所射杀,这些贵族中就有墨家门徒在。从这里,沫若看出了儒、墨斗争的政治化,即决定作《述吴起》。八月二十日开始动笔,夜间略睡片刻,又起身于菜油灯下继续奋战。吃下立群为他准备好的一碗冰藕,精神显然更加振作。写得疲倦时,便开门去庭院里漫步一会儿,当头的明月将清辉洒满银杏和他的身上,光影迷离,颇觉舒适凉爽。第二天午后,这篇一万二千字的论文即宣告完成,以翔实的资料论定“吴起在中国历史上是永不会磨灭的人物”,当与孙武、商鞅并称,而他的品格尤在二人之上。

  考虑到时下有人主张墨家曾参加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因陈、吴失败,故墨家灭亡。这是一大疑问。考之史籍,探求秦以后儒者的动向,却适得其反,证明墨家以外的各家,都曾有参加农民革命的人物,其中以儒者为最多,因而沫若认为不是“儒存而墨亡”,倒是“墨存而儒亡”。此为意外收获,于是又写《秦汉之际的儒者》,作为《墨子的思想》一文的补充。这篇文章刚搁笔,他的兴趣又被吸引到儒、墨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音乐上面去了,遂有《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的诞生。这之后,他读《吕氏春秋》,发觉吕不韦实为一非凡人物,忽尔意动,想写吕不韦与秦始皇的斗争。接连几天反复钻研《吕氏春秋》,并用抄本将有关资料分类摘录下来,细加考述,力图确凿可靠。在写作过程中,得读中央大学《社会科学季刊》揭载的《秦代政治之研究》一文,作者程憬歌颂嬴政,有意阿世,更促使沫若尽快完成了《吕不韦与秦代政治》,洋洋洒洒,四万余言。怪不得他的部属要说:“他不是作官的,他本质上是诗人,连写文章、考古,也多用诗的方式。长江大河,飞沙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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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云远:《从天官府到赖家桥》,《群众论丛》1980年第2期。

  十月中旬以后,沫若的注意力专门集中到了韩非子身上。《韩非子》篇目窜杂,翻来复去不知读了多少遍,可确定为韩非本人的作品,又都是法西斯式的理论,愈读愈不愉快。沫若在十三日日记中写着:

  心境颇寂寞,不愉快,勉强读《韩非子》,除《解老》、《喻老》之外,大率全部温习了一遍,其中确有不能一致之处,不知系韩非前后不同之主张,抑系他人文字有所窜入。确为窜入者如首篇《初见秦》即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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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十批判书〉后记》。

  如果一一考证各篇的真伪,必然成为枯燥无味的学究式的流水账,诗人的气质和兴趣根本不容许他写那样的文章。再这样僵持下去,日子太不好过了,他想摆脱寂寞、不愉快的心情,索性走出书斋去访友。

  十七日上午,沫若约杜国庠同往金刚坡下访傅抱石。于四围稠密的竹丛中觅得了画家的住处,乃一古朴农舍,饶有幽趣。抱石展示所作画多幅,并将往年在东京由沫若主催举办个展的照片也拿了出来。十年前的往事又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沫若觉得抱石的作品已经进步得惊人,遗憾的是他的经济生活却丝毫也没有改善。我们中国人的嗜好颇有点奇怪,画一定要古画才值钱,人一定要死人才贵重,象傅抱石这样多才多艺的当代艺术家,却一点也得不到重视,沫若心中好不纳闷、不平,他愿意向有购买力的社会人士多多推荐抱石的画。抱石挑了一幅《桐阴读画》赠送给他。这是一幅长条,七株大梧桐树参差挺立,前面一条小溪,溪中有桥,桥上有一扶杖者,向桐阴中的人家走去。家中轩豁,有四人正展观画卷。其上仿佛书斋,有童子一人抱画而入。屋后山势壮拔,有瀑布下泻。桐树之间,补以绿竹。图中白地甚少,但一望空阔,气势苍沛。沫若觉得在这幅画上享有任何人所不能得到的画外的情味。

  寒露过后天气渐渐冷了起来,立群第四次分娩在即,因而不到十月底,沫若就带着四篇文章的手稿和那幅《桐阴读画》图,护着立群急匆匆进城了。至于中途抛了锚的《韩非子的批判》,一直拖到春节之前才写完。在此前后,一次偶然从友人处得见清初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其中所记李自成、李岩等明末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引人遐想,发人深思,沫若的史剧创作欲因而又冲动起来,一度想结束古史研究,而把李岩与红娘子搬上舞台。可是不断面世的同行们的新史学论著,却有意无意地在向他挑战,以前主张周代是封建制的朋友现在依然故我,对于沫若的见解似乎采取了抹煞的态度。尤其是《墨子的思想》发表之后,几乎在史学界普遍地受到非难。沫若不甘寂寞,不平则起,他感到有一番总清算、总答复的必要。结果史剧没有写成,反而坚定了他彻底整理古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心向。

  为了专心致志于写作,一九四四年沫若挈妇将雏提前于五月底搬到了赖家桥。乡居的宁静有利于读书和思考。回想自己关于秦以前的古代社会的研究,前后已经费了十五年工夫,著述不可谓不丰硕,然而到底有多少可取之处,又有哪些谬误,实在应当以今天的水准重新加以审查和评断。他足足酝酿了一个月,才着手写《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文章一开头,他坦然表示:

  我首先要谴责自己,我在一九二〇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这个责任,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我想是应该的。也是颇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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