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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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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十月中旬沫若重又回到沙湾。在家守丧期间,获读长兄橙坞负笈日本时所作诗文,今由大嫂装订成册,嘱为题识。沫若捧读再四,往事历历在目,不幸自北平与大哥分别,竟未能再谋一面,自己之有今日全是出于他的栽培,不意毫未报答就从此永别了。思今感昔,不知涕之何从,率成一律,恨不能重得先兄斧政:

  连床风雨忆幽燕,踵涉重瀛廿有年。

  粗得裁成蒙策后,愧无点滴报生前。

  雄才拓落劳宾戏,至性情文轶述阡。

  手把遗篇思近事,一回雒诵一潸然。

  葬罢父亲,十二月初,沫若偕立群和汉英离别家人启程返渝,张琼华把他们送到了嘉州城。飞机起飞了,天上的人在俯看凌云山麓的苏子楼,感叹“风景尚无大殊,而余年则将届知命矣”,地上的人则在凝视飞机远逝的方向,久久不愿离去……

  三十五

  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进犯边区,开始掀起抗战期间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厅也跟着受到了更多的挤压、阻挠、刁难和破坏。蒋介石越来越感到三厅是扎在他内脏里的一根钉子,但又不好明目张胆地拔除,于是唆使贺衷寒、张厉生等人严加监督和控制。他们乘周恩来和郭沫若暂时离开重庆之际,胁迫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阳翰笙和冯乃超觉得事态严重,在赶忙写信向沫若汇报的同时,又立即派人去乐山向沫若面陈一切,请他火速返渝,

  沫若回到重庆的时候,三厅的形势正剑拔弩张:国民党顽固派见三厅人员不肯就范,便又使出一招,他们扬言有人告发三厅偷运共产党的宣传品,因而在一天深夜,贺衷寒亲自带领了二十名喽啰来三厅搜查堆栈,连准备包装上车准备第二天运往前线的书报,也都被一一打开检查,结果却没有抓到任何把柄。沫若获悉后暴跳如雷,严词斥责,并再一次提出辞职以示抗议。鉴于三厅的社会影响和郭沫若的声望,国民党顽固派感到十分棘手,既不便于公开撤掉这个机构,也不便于公然批准厅长挂冠离职,而且连强令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的事也只好暂时收起。

  第三厅在顽固派的不断威胁中挣扎着,郭沫若在凛冽的寒风中呼啸着。“不入虎穴焉得子,岂得甘心羊兔驯?”沫若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一九四 〇年一月《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纪念,他借题词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事。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说话的,那力量也就比长江大河还要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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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赠影片《塞上风云》摄制组,见沈基宁:《郭老与电影》,《大众电影》1979年第6期。

  见1940年1月11日《新华日报》。

  在这动乱的年代,文人的气节至为重要。眼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又听说过去创造社的同人张资平也堕落为汉奸,沫若觉得可耻而又不免有些可惜,这些曾经共事或共社过的朋友,如此经不起磨难,居然成了历史的罪人!他想到了流落异国他乡的郁达夫,去年还曾听人谈起他发表《毁家诗纪》,现在不知情况又是如何?三月间,在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沫若又与老舍(即舒舍予,1899—1966)、王昆仑、施谊、阳翰笙等人谈到郁达夫,出于对朋友的共同思念,当即联句合成一首五绝寄给他,沫若还在诗下附了几行文字:

  莫道流离苦(老舍),天涯一客孤(沫若),

  举杯祝远道(昆仑),万里四行书(施谊)。

  达夫:诗上虽说你孤,其实你并不孤。今天在座的,都在思念你,全中国的青年朋友,都在思念你。你知道张资平的消息么?他竟糊涂到底了,可叹!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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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信均见郁风:《三叔达夫》,《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达夫收到诗和信后十分感动,信中的最后一句话证实了张资平甘心附逆,引起他深深的感慨,特作《文人》一篇刊载于《星洲日报》,喟叹“文化界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认为“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同心同德的沫若和达夫,真不愧为“孤竹君之二子”!

  正因为郭沫若志节坚贞,国民党顽固派对他监视就更加严密,只要有机会可以诽谤,绝不愿意放过。阳春三月,沫若与友人卫聚贤相约去生生花园找汉砖,未成,便一同摆渡去嘉陵江北岸赏风光。他们偶然在一农家的墙根处发现了许多铸有“富贵”、“昌利”字样的砖块,不一会又在一对已经开了的石椁外面也看到有这样的砖块,不由得惊喜异常:这不是正要寻觅的汉砖吗?消息传到了马衡、常任侠等考古学家耳里,他们与沫若相商,拟订了试掘善桥汉墓的计划。连日试掘的结果,得铁剑、土偶、陶盂等多件,证明确系汉时文物。又见许多“富贵”砖,一端且有“延光四年七月造作牢坚谨”等字样,足证此为汉砖无疑。沫若亲自拓墨,并作旧体诗《题富贵砖拓墨》、《题延光砖》多首。

  “富贵为何求,尼父愿执鞭。今吾从所好,乃得汉时砖。”沫若与友人试掘汉墓,本是出于所好,而且最后将出土文物都函请内政部处理,不料中央社却别有用心地发了一则消息,假借古物保管委员会负责人之口,声称“此次发掘与规定手续不合”,“已由该会函请江北县政府查明保护;一面函郭沫若等暂停发掘,并查询经过详情”。照这样看来,郭沫若岂不成了盗墓者了吗?显然,有人妄图借此把他推上审判台。沫若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关于发见汉墓的经过》,戳穿了他们的无耻谰言,并带有讥讽的口吻说:

  汉墓的发现,并不始于这一次,很荣幸的是这一次

  的发现却引起了委员会诸公的“注意”。我很希望这“注意”能够加强而且持久。嘉陵江下游两岸到处都是汉墓,以前为筑路或建屋,不知毁灭了多少。前天我曾到红崖嘴,看到金城银行所准备建设的新村。那儿正在平地基,筑道路,无心之中又发现一座被毁了的汉墓。因此,我更切实感觉着古物保管委员会的责任实在重大,而这会的阵容实在是有恢复起来的必要。仅仅保管着几条规则或规定,那是不够的。勿谓古物无补于抗战,实则乃发扬民族精神之触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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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宋丛:《郭沫若题富贵砖拓墨诗》,《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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