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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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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

  香港虽是个小小的岛市,救亡工作并不亚于内地,欢迎会、讲演会差不多每天都有。沫若曾出席港沪文化界联欢会,并发表演讲,针对目前抗战形势,提出要克服军事的悲观、外交的悲观和历史的悲观,鼓励大家自觉肩负拯救中华民族的使命。眼看南京告急,国民党政府已经宣布迁都重庆,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却越发嚣张,居然拒绝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解决中日问题的国际会议,沫若更加迫切地感到需要立即恢复《救亡日报》,好向民众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抗战宣传。

  在香港只住了一星期光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沫若就与林林、于立群、郁风等人乘“泰山”轮前往广州了。船上有个音乐工作者刘雪庵,与林林、于立群、郁风等人是朋友,他们意外相逢显得特别高兴。他新近创作了一首表现东北人民惨痛遭遇的《流亡三部曲》,郁风特地跟他要了谱子,边看边大声唱了起来。歌声惊动了船舱里的郭沫若,他走到船边来看望,刘雪庵喜出望外,赶快恭敬地将歌谱送到他手中,并又唱了一遍,请他提意见。沫若听完之后,十分诚恳地说:“不要感伤,要悲壮,要激励人心,鼓舞人们的战斗热情!”刘雪庵当即修正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再叫郁风唱了一遍,沫若随即表示非常满意和高兴。

  轮船抵达广州码头,没想到会有一群文艺界的朋友来迎接,其中有五月间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的原“左联”东京支部负责人林焕平。朋友们见沫若虽辛劳数月,又经长途跋涉,而仍英姿潇洒,精神焕发,爱国激情溢于眉宇,觉得非常兴奋和喜悦。沫若笑问焕平:“你是广东人,你们广东的抗战工作开展得怎么样?”焕平不无感慨地回答道:“鲁迅先生说过,革命策源地可以变为反革命策源地。经过‘四·一五’以后的十年‘围剿’,广东民生凋敝,文化凋零,到如今民气还是比较消沉的。”沫若沉思了一下,说:“要发动民众,要发动。民气是可以振奋起来的。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文艺界人士,积极开展抗战文化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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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雪庵:《〈流亡三部曲〉与〈屈原〉的音乐写作》,《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2年第13辑。

  林焕平:《深切的怀念沉痛的哀悼》,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初到花城,沫若借宿在郊外梅村朋友家。高雅的亭台,清静的楼阁,丝毫不能使他的心情平复。回想十二年前从这里出师北伐的往事,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成诗一首:

  竟随太岁一周天,重入番禺十二年。

  大业难成嗟北伐,长缨未系愧南迁。

  鸡鸣剑起中宵舞,狗吠关开上浣弦。

  昨夜宋皇台下过,帝秦誓不有臣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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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汐集·广州郊外》

  “戎马书生”今犹在,往事如烟追不回,要紧的是必须正视眼前活生生的现实,不能沉浸在怀古思旧的惆怅里。鉴于此行主要为了办报,沫若不得不违情逆性去与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人士交涉,想争取他们的资助。可是大失所望,市党部主席吴铁城一下就“关了门”,市长兼财政厅长曾养甫也一毛不拔。结果几经周折,才征得广东军阀余汉谋的支持,愿每月捐助毫洋一千元,作《救亡日报》经费。沫若赶在年前做好了复刊的准备,十二月二十八日就已经写好了复刊词,重申“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表示“我们要在文化战线上摧毁敌人的鬼蜮伎俩,肃清一切为虎作伥的汉奸理论,鼓荡起我们民族的忠贞之气,发动大规模的民众力量,以保卫华南门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一九三八年新年伊始,《救亡日报》粤版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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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羽书集·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

  经受国民党十年法西斯统治的广东,本已生机萧条,现在又微微地有生命的脉搏在跳动了,抗战的大风暴把消沉了的民气重又开始鼓荡起来。沫若亲眼看到,高悬在马路两旁电线杆上的横幅标语,被风吹得鼓鼓的,斗大的黑字在上面跳跃:“军民团结起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保卫大广州!”沫若亲耳听到,加紧操练的广州士兵,每天都雄赳赳、气昂昂地放声高唱:“对准敌人开枪,前进。不要内战,忠于人民。”的确,广东的民众毕竟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关键在于动员他们、武装他们;问题不是民众不肯动,而是当局害怕民众运动。这次沫若在广州的时间不长,却多次参加民众的集会和游行活动。在广州学生举行的“一二·九”两周年纪念大会上,他高呼“我们应该担当起第二次北伐的任务”,去讨伐日本帝国主义,他的讲话把广大青年的抗日热情进一步鼓动了起来。会后举行群众示威游行,沫若被大家拥着走在最前列。十天后他又应广州文化界救亡协会之邀,往市无线电台作播音演讲,题为《武装民众之必要》。他指出广东现在虽然还是后方,但在经济上极为重要,几乎是我国唯一的海口,敌人觊觎已久,随时都有成为前方的可能,因而“武装民众的事情,在广东尤为必要”。宏亮的声音通过电波传遍大街小巷。广播大会结束后,沫若再一次走到群众中去,跟他们一起上街游行。他被请去站在队列前头横跨马路两边的大幅标语旗帜之下,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前进,“动员,动员,全国总动员!”群众用广东话齐声唱着,沫若兴高彩烈地略带四川口音和着,他与广州的民众完全融合为一体了。

  为了社交的方便,沫若已于年底搬到城内新亚酒楼居住。一天,绿川英子(1912—1947)的丈夫刘仁慕名来访。他原是中国留日学生,与日本进步青年绿川相爱并结婚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两人自愿相携来华,想去汉口参加对日广播或其他抗战工作。刘仁向沫若叙述了他们夫妻在日本遭到迫害的经过,沫若感同身受,他低声说了一句:“悲剧!”就默不作声了。他联想到不久之前在香港,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1903—1982)曾托人带信给他,说自己和妻子池田幸子受敌人迫害,生活无着,希望能帮助想些办法。他心中一直在盘算着如何发挥这些日本进步人士的作用,不久即帮刘仁、绿川英子夫妇顺利地到达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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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川英子:《在战斗的中国》,见三联书店1981年5月版《绿色的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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