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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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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沫若叫别人不要过虑,而他自己却忧心忡忡。恰逢端午,按照日本风俗,附近农村每家的空场上都竖起了旗杆,上面挂着用红布和黑布做的鲤鱼,小的有几尺长,大的长达一丈多,一遇风便在空中飘荡起来,俨如鱼儿在游泳,这大概是象征鲤鱼跳龙门。孩子们嚷着要爸爸带他们去看“鲤帜”,可是说什么沫若也提不起兴致。接着又是梅雨季节,天总是那么黄沉沉地摆着一副不阴不阳的面孔,周围的空气好象在融化着的黑铅,分外的闷人。报上载着,苏联和日本在黑龙江边发生了什么纷争,据说日本兵打沉了苏联的一艘炮舰。只要国际上一有这类风吹草动,沫若就不得安宁,六月底七月初,刑士和宪兵轮番来探询,简直把他当作苏联间谍似的。他想起前几天四川达县城区第二小学全体师生寄来的一封信,便又取出来重读了一遍,从这里得到了莫大的慰藉。信中对沫若深表关切,并以雨果相期许,说雨果亡命英伦时,一个人在多维尔海峡的半岛上遥望他的祖国法兰西,那种情景是何等雄伟而豪放;遥想先生远在东洋独个儿出游于海岛或沙滩之上,对于母国怀念的情绪必定不亚于当年的雨果。出于家乡人民之口的知己之言,沫若怎能不动心?他谦恭地写了回信,并应师生们的索求为他们作了校歌。他含着热泪,在信中说:

  你们以法国的雨果期许我,我是敢当不起的。我自己离开中国又快满十年,离开我们四川,更已二十四年了。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成就,真是对不起自己的国族,想起来,实在是很惭愧。不过我思念我国族的情趣,实在是有难于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者。自己一息尚存,总想努力,以期不负一切已知未知的朋友的希望。我们国族目前处在危难的时候,我们做国族的儿女的人,尤当是生死与共,我久已立志要使自己的最后一珠血都要于国族有所效益。朋友们,你们以后请时常鞭挞我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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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双鲤鱼》,1937年7月《中国文艺》第1卷第3期。

  归国的事尚无着落,“七·七”事变的消息却赫然载于报端。为了看到真实的报道,几天来沫若的床头堆着许多中国报纸,他当然不会轻信日本报纸上的歪曲宣传,说什么事变的起因在于中国驻军枪杀了一名日本士兵。上海出版的《大晚报》上分明说,七月七日那天夜里,在北平(今北京)西南宛平附近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的日本侵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并要中国驻军撤出宛平等地,遭到中国军队的严辞拒绝,日军竟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当地驻军即奋起抗击。沫若意识到此事非同凡响,实际上昭示着母国已经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时局吃紧得很,有许多日本妇女拿着布匹和针线在街头巡行,请求过路人每人缝上一针,据说这密密麻麻地缝了“千人针”的布送到军部去,可作为前方将士避弹的护身符,这当然是一种迷信。这些妇女或是出于对儿子的钟爱,或是出于对丈夫的依恋,脸上大都显露出悲苦、迷茫、抑郁的神情,显然她们绝不愿意自己的亲人到他国去送死。街上还有一些在乡军人少年团团员,也在拦住行人输金募捐。沫若不愿看到这种种情景,事变发生以来他深居简出,然而眼虽不见,耳朵却不能摆脱空中飞机的轰鸣声,这是寓所附近航空学校的学员,正在日夜不停地驾机演习。最讨厌的是,刑士、宪兵和警察上门纠缠更勤,他们无端地追问沫若对这次事变的意见,喋喋不休,没完没了。一天,一个刑士又来盘问:“这几天蒋介石大概很苦吧?郭样,你知道得很多吧?”“大概是吧!”沫若故意接住他的话头,然后从反面作了回答:“好在我这几天很糊涂,反正这些事和我漠不相关。我向来是反对他,才跑到此地来的,现在就让他去吃些苦头吧!”刑士听了他的话,高兴地点点头、耸耸肩,一会儿就被打发走了。这时日本当局之所以密切注意蒋介石的动向,是因为他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已经宣布对日作战。

  在沉闷难耐的空气中,幸有金祖同常来扣访。七月十五日,祖同又来了,师生两人随便交谈了对“七·七”事变的看法。沫若说:“事情很有扩大的可能,因为这里天天在报纸上宣传中央军胡宗南部、商震部、陈诚部和东北军万福麟部北上的消息,藉此欺骗他们的人民,从而可以调动自己的大军,实现并吞华北的阴谋。”祖同看见沫若一脸的怒色,声调也越来越高,待他略微镇静了一些,才又发问:中国军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沫若绝对主战,他不加思索地回答道:“我们必须以铁血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物质上会损失很大,因为日本的军备要超过我们十倍,但好在这次中国的民气很激昂,很可大事抵抗,我想这是绝对有把握的。”祖同十分关心老师个人的出路,便直率地提出:“这是你走的最好机会了,看形势,全面抗战或有因此爆发的可能。”他担心如果两国正式开战了,那时候沫若就完全成了笼鸟槛猿,再也脱身不得。沫若很感谢弟子的好意,但又说:“你走的机会比我多,你是个单身汉。”是的,沫若不能不为自己走后家属的生活无着而踌躇。同时他也清楚,自己的出走比谁都麻烦,单是摆脱日方的严密监视就不容易。他在猜测,这些日子刑士和宪兵来得特别频繁,就是怕他逃离日本,一旦他们感到防不甚防,也有可能会弄死他。于是他想到了要写遗嘱,祖同愣了好一会,方才明白他的用意,便为之磨墨润笔。沫若从书堆里抽出一张日本稿纸,沉思片刻,就决绝地挥毫疾书:

  遗言

  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所拘留起来了。不过我决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他。我们的物质上的牺牲当然是很大,不过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从新建筑起来的。精神的胜利可说是绝对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国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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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已佚,此系金祖同据当时记忆录写,见殷尘:《郭沫若归国秘记》,言行社1945年版。

  落款后又加盖了一枚刻有“沫若”二字的阴文印章,即交给金祖同,郑重嘱托:当他万一遭到不测,能替他带回国内发表。

  过度的烦恼和心焦折磨着沫若,夜梦乱纷纷,白昼昏沉沉,他已难以掩饰在此邦不可一日安居的神态,然而又怎能忍心抛下生死与共的家室儿女?安娜一时还没察觉沫若的行色,自从“七·七”事变以来,她每天在焦急地读着报纸,探测中日关系发展的新消息,咒骂发动侵华的军政当局早日覆灭,一心期待两国的和平。她说这些话时毫无顾忌,即使有刑士和宪兵在面前也不回避。夫妻情深,相依为命,而今劳燕不能双飞,叫沫若如何向安娜开得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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