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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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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沫若亲笔书写的挽联是:

  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

  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鲁迅先生千古

  郭沫若拜挽

  他赠送的花圈亦显目地摆在主席台上。演说、致词者一个接一个,其中佐藤春夫和郭沫若的演说最引人注意。沫若的话每当结句均掌声四起,他说:“中国之伟大人物,过去人都说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鲁迅先生,因为鲁迅先生在国际间的功勋,是孔子没有的,鲁迅先生之死能得着国际间伟大的追悼,这在中国是空前的一个人。”最后他提高了声调,援引中国崇仰孔子之词改为纪念鲁迅,云:“呜呼鲁迅鲁迅鲁迅,鲁迅之前,既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呜呼鲁迅,鲁迅鲁迅!”然而曾几何时,鲁迅尸骨未寒,就有苏雪林等人往他脸上抹黑,竭力反对颂扬鲁迅,无中生有地列举所谓“鲁迅之劣迹”,恣意诬蔑他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好恶小人”。更有日本的一个有名的集纳主义(新闻主义)者谬托知己,居心叵测地将鲁迅歪曲为“亲日作家”,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华制造口实。沫若认为这些都是不能容忍的“对于鲁迅的重大的侮辱”,他先后写了《不灭的光辉》、《替鲁迅说几句话》等文章,毫不留情地予以痛斥。

  人不能死而复生,鲁迅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的新文艺可不能让它和鲁迅一同逝去,沫若深深地感到鲁迅遗留下来的责任的重大,怎么办呢?好在“鲁迅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他想:“拿着剑倒在战场上吧!以这样的态度努力工作下去,怕才是纪念鲁迅的最好的道路。”

  二十四

  自从流亡日本以来,郭沫若始终没有停止过对历史的研究,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已经被他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只要是他所能涉猎的畛域,他都作了尽可能的勘探和耕耘,其成果是一篇又一篇、一部又一部署名郭鼎堂的文章和专著。“鼎堂”,沫若此次来日后新取的别号,从一九三一年发表《毛公鼎之年代》起正式公开署用,现在几乎代替了他的本名。由于他在甲骨文研究上的卓越贡献,人们已将郭鼎堂与著名古文字学家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合称“四堂”。说起“鼎堂”的来由,还有一段故事呢。《说文解字》云:“古文以贞为鼎,籀文以鼎为贞”,贞、鼎两字可以通用。鼎而附之以堂者,取其音“丁当”,取其义“鼎当”。沫若曾说“在感触上这个别号,实在有点陈而且腐,它的作用也就在有意地取其陈腐”。当时不是有人担心他成天价摩挲古物,会“玩物丧志”陷入陈腐而不能自拔吗?其实这是沫若在特殊的环境里,借金石之学磨炼自己对祖国的忠贞。一九三二年,他曾在《金文丛考》标题页的背面,用古文字题了一首诗,真实地反映了这种心情:

  大夫去楚,香草美人。

  公子囚秦,《说难》《孤愤》。

  我遘其厄,媿无其文。

  爰将金玉,自励坚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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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鹅:《留日学生追悼鲁迅》,1936年11月12日《新民报》。

  《坠落了一个巨星》,原为日文,中译文见1936年11月《现世界》第1卷第7期。

  《鼎》,1936年6月《质文》第5、6期合刊。

  沫若怎么会自甘沉沦?在他的心底蕴藏着英光正气,他要向自视甚高的“国粹”先生们挑战,特别是要向标榜“整理国故”的不可一世的胡适之流挑战。就在鲁迅逝世的那一年,沫若从报刊上见到胡适大言不惭地声称:“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格法诺·兰登来打罗斯福——有人说:你不能拿没有人来打有人。我们对于左派也可以说:你不得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对于如此这般狂妄的论调,沫若以为只有靠实战才能取胜,即准备拿点他们所崇拜的“东西”,货真价实地“打”得他个落花流水。

  鉴于殷墟出土甲骨多流入日本,除林泰辅著有《龟甲兽骨文字》之外,未见其他著录,沫若即乘寄寓此邦之便,想方设法广为搜集。早在一九三二年夏秋之交,他就偕弟子田中震二开始从事探访,先后到过东京大学考古学教室、上野博物馆、东洋文库和京都大学考古学教室,造访过的收藏家则有中村不折、中岛蠔山、田中庆大郎、内藤湖南、富冈君撝家属等,总共看到的甲骨多达三千片左右。一九三六年三、四月间,国内收藏家刘体智把他所藏的甲骨文拓本二十册,托金祖同(笔名殷尘,1914—1955)送到东京,希望能有人加以利用、进行研究,这又给沫若提供了方便。从此,金祖同亦师事于郭沫若。师生二人朝夕过从,孜孜仡仡,反复研商,整理编释,其乐无穷。面对一张又一张拓片,由纸上不同形状的甲骨文字,沫若常神游旷古,陶醉在幻想与现实难分的境界中。看,这一张拓片上的字,一连串都歪歪斜斜不成体统,其中仅有二、三字合乎规矩,显然这是初学者刻鹄不成,为之师范者从旁捉刀相助之结果。此师弟二人蔼然相对之态,恍如目前,沫若觉得这实在是饶有趣味的发现。在众多甲骨拓片之中,时有断片残简,长期以来无头无主可寻,沫若居然能条分缕析,顺藤摸瓜,合二、合三甚至合四为一而成整简,使原来不可读或读不通的卜辞,得以返其本来面目。

  当沫若正在着手将刘体智所提供的拓本选编为《殷契粹编》的时候,东京的著名汉学家河井荃庐托人捎来了信息,表示愿意以自己所珍藏的资料与他换阅刘氏拓本。对于河井荃庐,沫若久闻其人其事:他是日本财阀三井银行的老板三井源右卫门的学术顾问,对我国殷墟文物、明清艺苑十分熟悉,手头掌握的甲骨以及其他诸器物的拓本极多,向来视之为天壤瑰宝,秘不示人。据说中村不折曾向他告借石鼓拓本照片而未允,但他对郭鼎堂却非常敬慕,早就有谋一面之意。

  这年初夏的一天,沫若偕金祖国往东京拜访河井荃庐。他穿着一袭府绸大衫,这是安娜特地从衣箱底下翻出来的,大概考虑到河井荃庐是位有名望的人,她一定要丈夫穿得体面些。这件衣裳还是当年他从广东出发北伐时她为他做的,多年来一直未舍得穿过。师生二人来到河井家,主人大喜过望,真象五体投地似的伏在席上欢迎,表示久仰和景慕。沫若也连忙回了礼。河井老人从书房对面的一间木板屋里搬出他的宝贝,让客人仔细端详了三井和他本人的藏龟。沫若感到大开眼界,他悄悄地告诉祖同,无论在中国抑或在日本,这种古物要算河井的最精了。河井看他们对他的藏品赞不绝口,不免有些喜形于色,便伺机说:“既然郭样(先生)和殷样(先生)对于这些很有兴趣和心得,我想在明年与藤原君办《书道杂志》时,要请你们两位给我们写稿了。”沫若满口应承,他还指着祖同对老人说:“他要拓你们贵国藏的甲骨,将来也需要你多多地帮忙和指教呢。”后来金祖同编的《殷契遗珠》、《龟卜》等书,就是取材于河井等人所藏的甲骨拓片,沫若曾一一为之作序,叙述其成书之颠末,说明其成就之不易,以公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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