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泪眼朦胧中，他想起年初闻列宁噩耗时作的一首题为《太阳没了》的悼诗，仿佛耳边又滚动沉雷般的怒吼：“你我都是逐暗净魔的太阳，各秉着赤诚的炬火，前走！前走！”他这时非常清楚，半年之前的自己还处于半觉醒状态：虽崇敬马克思、列宁，对于共产主义也是憧憬的，但只朦胧地感知到一些气息，思想还相当混乱，各种各样的见解都沾染了一些，缺乏有机的统一。因而在诗文中，有些话说得似乎还不错，而有些话却又十分糊涂。然而现在可不一样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坚信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他要登上这艘“宝筏”横渡到共产主义彼岸。
一本书的译述竟如此强烈地震撼着沫若的性灵，思想的飞跃，感情的炽热，他感到仿佛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翻转来洗涮了一番，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洗礼。这意外的收获，这新奇的变化，使他多么想与友人们分享自己无穷的喜悦。八月九日，他伏在高不满一尺的饭桌上致函仿吾，写啊，写啊，从正午写到子夜，一点儿也不觉得疲倦。写啊，写啊，“委曲风波事，难为尺素传”，没完没了的知心话语，似浪潮般无间歇地拍打着心岸。写啊，写啊，他恨不能乘着鸿雁越过大海，飞抵挚友的身边，掏出自己这一颗赤诚的心。
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到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这书的译出在我的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对于作者非常感谢，我对于马克思、列宁非常感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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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艺论集续集·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这封长达万言的书信写完后，他方从对光明的憧憬中回到了现实。扭转头望了望横三倒四地躺在草席上的妻儿们，发现他们的脸上、手上和脚上，因打蚊子而留下了斑斑血迹，这时他才觉得自己的颈子和手足奇痒难耐。鸡怕快要叫了吧？他倒下身去，安娜枕畔放着一本翻开的《产科教科书》又吸引了他的注意。可怜而又坚强的妻子呵，她在暗暗地准备分担丈夫肩负的生活重担。他轻轻地在她的额头上吻了一下，收敛不住的泪珠滴落在她的秀发上，怀着新生的喜悦和对妻子的感激，他久久不能入睡。
本打算靠卖《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译稿解决五月以后的生活费的，结果情况发生了变化，需待出书后才能抽版税。远水解不了近渴，沫若一家实在穷得无法可想，以致书刚译完便将原本拿到当铺去当了五角钱。一个月二十元的房租再也付不出，拖到六月尾终于被房东赶了出来，于是去找六年前住过的那家当铺，承蒙店主不忘旧情，恩准沫若全家仍搬到仓库的楼上去住。旧屋重居，六年一循环，草席和窗壁比从前都旧得不成样子，而房租却由原来的一月六元涨到了十元。
这次搬家使孩子们十分伤心，他们留恋原来住的网屋町，因为前面临海，后面有小花园，这是他们喜爱的小天地。园子里，安娜和沫若领着孩子们种的牵牛花和大莲花正含苞待放，两株橘树已经开了花，青色的果实在渐渐地长大。安娜时常说：“看在孩子们的分上，房金虽是贵得一点，但是有花有木，有新鲜的空气，这样感到对得住他们。”其实沫若又何尝不想继续住在这里，当铺仓库的楼上毕竟不会有什么好滋味。每天清早需打发和儿到箱崎的米店和小菜店里去贳小菜、贳豆腐，如果和儿病了，沫若只好亲自出马。看着儿子营养不良的脸色和神经过敏的眼光，沫若的心都碎了。
天气渐渐暖和起来，冬服和被子都可以交给当铺去保管了，比较值钱的书也差不多已经当光，手头只剩下一部当不出钱的德文版《新时代》，这是四月间与仿吾分手时特地向他讨来作纪念的。此时此地也许这本书可以帮一下沫若的忙，他想：假如能变换得若干钱来，暂时拯救一下可怜的妻孥，至少可以感受些清淡的安乐。因此七月初旬，他决计将它译成中文，再度尝试一次卖文生涯。
对沫若说来，翻译屠格涅夫的《新时代》乃是一大乐趣。书中所描绘的农奴解放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罗斯，很象清廷倒台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只要把人名和地名都改成中国的，把扑克换成麻将，把雪茄换成鸦片，把伏特加换成花雕，那醉生梦死的俄国官僚的生活，不正是灯红酒绿的中国新旧官僚生活的写照？至于涅暑大诺夫、马克罗夫、梭罗明、玛丽亚娜，他们性格中好的坏的方面也都杂呈在中国青年男女的身上，在这里沫若也照出了自己的面影，他好象也充当了书中的一个角色。
前后不到一个半月，沫若译完了这部小说，试图运用新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作了评价，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这部书所能给我们的教训只是消极的，他教我们知道涅暑大诺夫的怀疑是无补于大局，马克罗夫的躁进只有失败的可能，梭罗明的精明稳慎只觉得日暮途遥，玛丽亚娜的坚毅忍从又觉得太无主见了。我们所当仿效的是屠格涅甫所不曾知道的“匿名的俄罗斯”，是我们现在所已经知道的“列宁的俄罗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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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时代〉序》，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6月版《新时代》。
从此，再也不对书中的主人公涅暑大诺夫含情脉脉，他觉得在译成这部书之后，已经把自己心中的“涅暑大诺夫”枪毙了。他要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以列宁的俄罗斯为榜样来建设新的中国。
随着世界观的变化，沫若对文艺的见解也与以前不同了，所谓“纯文艺”的提注，而今在他看来已经显得幼稚可笑，生在这样的时代再侈谈什么“纯文艺”，他认为只有到年轻人的春梦里、有钱人的百宝箱里、吗啡中毒者的迷魂阵里、酒精中毒者的酩酊里和饿得快要断气者的幻觉里去找！既然自己已经下定决心奔赴革命征途，那么追求的就只能是革命的文艺。也就是说，他要把文艺活动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以文艺为宣传的利器，“到兵间去”、“到民间去”鼓动革命情绪，他向往从以前的浪漫主义倾向走到现实主义道路上来。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决定了今后的去向：“我要回中国去了，在革命途上中国是最当要冲。我这后半截的生涯要望有意义地送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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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艺论集续集·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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