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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首页 > 名人传记 > 郭沫若传

一三

  八

  郭沫若之所以会凫进文艺新潮,是有赖于《学灯》编辑宗白华(1897—1986)的提携。在白华看来,要在文艺上摆脱两千多年传统形式的束缚,开始一个新的早晨,这需要气魄雄健、生力弥满、感觉新鲜的诗人人格;沫若正具备这种人格,因而新诗人也就应运而生。宗白华比郭沫若小五岁,他们虽然素不相识,只是由于一九一九年冬沫若对《学灯》所载关于墨子的一篇文章持有异议,两人才开始通信,但很快便成为莫逆之交。从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到上海望平街(今山东路)《时事新报》社,这两个年轻人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白华十分赞赏沫若的诗,说是自己“最爱读的”。他在报社,每天傍晚总要凑近编辑室堆放信稿的小桌子,仔细看一看邮差新送来的稿件——这些都出自四面八方活泼天真的青年之手,象征着“五四”时代的青春、朝气、希望和一个文化史伟大创新的开端,“而作为这一切象征之象征的却是每天寄来的一封封字迹劲秀,稿纸明洁,行列整齐而内容丰满壮丽的沫若的诗!”白华迫不及待地翻阅着,掩饰不住满心的欢喜,视同珍宝一样地立刻刊布于世。他多么希望每天能发表一首郭诗,好“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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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白华:《欢欣的回忆和祝贺》,1941年11月10日《时事新报》。

  经宗白华介绍,郭沫若同时又跟田寿昌(名汉,1898—1963)通信、做诗友。当时寿昌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白华非常器重他,祝愿他和沫若“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三人相知恨晚,彼此引为同调,虽都未谋一面,但书信往来频繁,就象陷入了恋爱状态一样:或互相倾诉内心的不平,真诚地进行自我解剖;或缅怀美好的理想,相率神驰“天路历程”;或共同探讨人生、事业,文化、艺术,以至婚姻和恋爱。这友情的甘露点点滴滴洒在沫若的心头,他感到欣慰,他感到振奋,他要把全身的血液来做浇灌友谊之花的水,他要把全身的脂肪来做《学灯》里面的油。

  三人之间,伴随着尺素书往来的还有诗文手稿,各各欣赏一番之后,每每还要发一通议论,既是谈创作经验,又是进行文艺评论。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八日,沫若在给白华的信中说:

  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我想诗

  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象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lnspirati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张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底本体,只要把他写了出来的时候,他就体相兼备。

  如果说这时郭沫若已形成自己的诗论,那么这就是它的核心。他明确提出诗只能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是“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音乐),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曲调)”,而绝不是无病之呻吟。他的主张得到了宗白华、田寿昌的首肯和赏识,白华特地将这封信在《学灯》上揭载了出来,寿昌则认为沫若的诗正是他的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产物,因而赞叹道:“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他们三人都倾慕歌德,信中常以这位诗人为谈话的主题,相期多多介绍和研究他的著作,这是因为歌德所处的“胁迫时代”,同他们当时所生活的时代“很相近”。为此,白华草拟《德国诗人歌德的人生观与宇宙观》,沫若给他提供材料,寿昌撰写《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沫若又帮他翻译了大部分需引录的诗。此外,沫若还曾一度建议纠集志同道合者组织“歌德研究会”,以求对这位伟大的作家做一个有系统的研究。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他应共学社函约,翻译了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第一部。他觉得作品内容所反映的,很象我国“五四”这一新旧嬗变的时代,自己的心弦和青年歌德的心弦起了共鸣,以致在译述的过程中时而大声朗诵,时而爽朗大笑,在一种类似崇拜的心情支配下完成了译事,仿佛等于自己在创作一样。遗憾的是译稿未能及时出版,只是曾在《学灯》上刊载过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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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叶集》第79页,亚东图书馆1923年9月版。

  以文会友终究不如直接晤面。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九日午前,沫若正在厨房里边烧水煮饭,边阅读比利时诗人和戏剧家维尔哈伦的英译本诗剧,突然听到叩门声。开门一看,只见一个颜面清癯的陌生青年站在面前,不待发问就先启齿:“你是密司脱郭么?我姓田,……”沫若马上意识到这就是寿昌,便转身请他到楼上去坐。安娜闻声也从床上起来,她垂着黑发,手抱婴儿,含笑迎客上楼。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博生出世刚满三天,家中自然显得忙乱不堪。沫若一会儿上楼陪客,一会儿下楼煮饭,好在宾主一见如故,交谈甚欢。寿昌口若悬河,大谈自己的抱负和著译计划;沫若除表示赞许之外,亦谈到自己的志愿,说是“只想当个小小的创作家”。由于只顾谈话,锅子里的牛肉竟烧焦了,午餐只得请客人将就着吃焦糊牛肉,外加白水煮豆腐、萝菔打清汤,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午后,沫若手牵和儿陪同寿昌漫步博多湾。展现在眼前的,一边是莹洁如玉的砂岸,一边是青翠蓊郁的十里松原。沫若指着海岸上残留的古代战垒,重温了元军东征日本于此遇强台风全军覆没的旧事,寿昌听得津津有味。他们沿着海岸,穿过医科大学,走进东公园。令人怵目的是,园内松林中骈列着龟山天皇和日莲和尚的铜像,这两人都与元军东征失利的事有关。龟山像脚正面有一碑,上书“敌国降伏”四字,引起沫若和寿昌无限的敌忾。寿昌问:“是‘敌国来降伏’,还是‘降伏于敌国’呢?”按照日文词序,两种读法都可以。沫若带着嘲讽的口吻说:“这真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他心里明白:当初只可惜东风未与元军便罢了。

  离福冈不远有个太宰府,名见中国史乘,亦因元军东征而得名,是一游览胜地。二十三日早晨,沫若特邀寿昌同去一游。他们乘坐的火车在一望无际的田畴中飞奔。沫若望着车窗外旋回飞舞的大自然,听着车轮鞺鞑的进行曲,念着立体派诗人韦伯的《瞬间》一诗,一边体会诗中借自然音律所表现的“全宇宙之无时无刻无昼无夜都在流徙创化”的妙味,一边在酝酿自己的立体诗《新生》:

  ……

  火车

  高笑

  向……向……

  向……向……

  向着黄……

  向着黄……

  向着黄金的太阳

  飞……飞……飞……

  飞跑,

  飞跑,

  飞跑。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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