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这个日本政府衙门上，辜鸿铭却一味呼吁：“贵邦与我中国，文字相同，风习一源，现在中国政府正经历着一场浩劫，中国文化面临着毁灭的深渊，殷望贵国政府能帮助大清王朝，恢复正统……”辜鸿铭这一番滔滔陈述，只在向日本政府兜售一件崇高的文化古董，一点都没有挠到日本人的痒处，书生意气的辜鸿铭怎么知道还有一个《征讨清国策》一直装在日本人的脑子里，他们要的是进攻北京，占领长江流域各战略要地，划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浙江舟山群岛入日本版图，其余部分分割成若干小国，附属于日本。日本人对前清没有多大兴趣。
辜鸿铭是动之以情，日本人是晓之以利。空有舌辩之才的辜鸿铭怎能深明其中细故？难怪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上海会见复辟分子时，听说他们派遣辜鸿铭到日本东京，大不以为然，说：“辜鸿铭其人，虽精通汉洋之学，稍有见识，但多辩而无才能，其言不足以动人，以其充当去我国之使者，非适宜人选。”
宗方小太郎（1864—1923）1894年来华，1901年在上海创立东亚同文书院，任代理院长。1923年病逝于上海。宗方自1890年至1923年，作为日本海军的间谍，长期在华活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曾多次潜入北洋海军基地威海卫、旅顺等军港，刺探重要军事情报，为此受到日本天皇的嘉奖。最后，辜鸿铭只得到日本政府的空口许诺，怏快不乐，唯日与日本人吹捧东方文化以自娱。不过，日本人还是对大清王朝，对宣统皇帝感兴趣的。他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位大清末代皇帝的命运。1932年，他们最终帮助溥仪在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不过已经太迟了，忠心耿耿的辜鸿铭已拖着长辫子进了坟墓。如果他活到那时，不知又有何谬论。
恰值此时，瑞典文学院提名两位东方人作为19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一位是印度的泰戈尔，另一位就是辜鸿铭，提名辜鸿铭的理由是因为他翻译中国典籍，向西方介绍中国儒家经典，宏扬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和人生哲学，激烈地批判以西欧为中心的大国沙文文化。（结果印度诗人泰戈尔入选。）消息传来，心情尚比较好。
在日本继续呆了一段时间后，只会晤了阿部政务局长，仓知次官，仅仅约定回国后将复辟活动的情况向阿部报告而已，觉得事不可为，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于1913年1月底返回上海，深感一帮复辟“志士”徒有忠贞之心，却百事难以措手。无聊之余，他决定到青岛看望正在那里学习的儿子——辜守庸。早在1907年，辜鸿铭就将他与日本小妾贞子生的唯一一个儿子辜守庸遣往青岛，在青岛大学的预科班学习。
1910年，奥地利籍讲师赫善心博士应聘来青岛大学。讲授《哲学入门》。课堂上，这位博士屡屡提到辜鸿铭，班上的学生们都漠然置之，没有一个知道辜鸿铭的大名，这位洋博士大为惊讶，对学生们说：“他的儿子就在本校学习，你们居然不知道大名鼎鼎的辜鸿铭？”
语气中充满了惊讶和不解，学生们这才知道原来有个叫辜鸿铭的人令洋人如此的佩服，到处打听。幸好姓辜的人不多，最后纷纷找到辜守庸，探询辜鸿铭情况。他拿出父亲所著的《张之襄幕府纪闻》上下两卷给他们看，学生们读后都觉得极为平常，无非传统笔记志人志怪一流，没有什么惊人之处，更显疑惑。
到1911年，广州起义后，该学校学生纷纷自动剪掉发辫，而辜守庸因为未得父亲许可，仍旧拖着条长辫子，成为少数拖着长辫子的大清遗老子弟之一。1913年初，辜鸿铭来到青岛，整日里混迹于宗社党遗老之中，高谈阔论，骂人骂世。而在大清王朝统治下时，就已兴起的租界，是大清王朝不管的大清国土。在那里由洋衙门作主，洋巡警、洋捕头说了算，不容于大清的朝廷命犯老躲到那里去高谈阔论。现在袁世凯也继承了大清的这份基业，不过这次是轮到大清的遗臣们到那里去高谈阔论了。这些忠君之士，一拥到那里房租屋价登时上扬，只苦了一帮小百姓。
流亡青岛的大清恭亲王溥伟，就是这里大帮遗臣的中心，复辟叫得最响，活动最为频繁。这位王爷见辜鸿铭发高论，反对革命，大谈保全清室的道理，正隍惶无依之中，引以为同道，有意接纳。而隔三间五前来闲聊的辜鸿铭，此时心中想的却不是参加甚么政治组织，政治活动，他想的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标新立异本就是他的行当，见人就夸耀他的新、他的异正是他崇尚的清谈风度。是思想界的花花公子本色，见人就亮出自己缝制的一件件思想新衣。
青岛本是德国人的租界，德国人又最佩服他的高论，所以常有不少混迹青岛的德国人前往拜访，聆听高谈，这下青岛大学的学生们才眼见为实了。这时，辜鸿铭结识了一位引以为同道的德国人——卫礼贤。
卫礼贤二十五岁即从德国万里迢迢，来到山东，一边勤修中文，研究中国诸子百家，一边于他的本行——传道。雄心勃勃的他在青岛办起“礼贤书院”，着手将中国典籍译成德文，卫礼贤对辜鸿铭早已耳熟，早在1911年即将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中国的牛津运动》译为德文。两人在青岛相见，遂结为密友，时常在一起探讨学术。辜鸿铭深厚的西学功底和对中国文化的见解，令这位德国人佩服不已。后来，卫礼贤回国后，于1924年起，担任德国佛兰府大学中国学院院长，把辜鸿铭的影响带到了那里。
五、仕在北洋·京都北京
第一章 国殇
公元1913年，民国二年。
辜鸿铭在青岛吹够了，呆腻了，也觉得无聊了，即决定前往北京——此时的民国首都，大总统袁世凯坐镇的地方。
从宣统皇帝颁布退位诏书后，中华民国的首都——北京却同时居住着一位总统和一位皇帝。对于清王朝来说，这是一个没落的黄昏，而对于民国来说，这是一个黎明，一个非常阴暗的，在密布的云层中带有几道不祥红光的黎明。紫禁城内的这个孩子——大清的末代皇帝的地位是奇特的，他仍据有这块古老的帝国的皇宫禁地、帝王专享的龙椅，以及一套玉玺等等帝王特有的象征物。人们总很难理解，在民国的首都怎么允许一个自称为中国皇帝的人存在呢？然而这也是个自有其微妙神机的问题。
只是大清皇帝和民国的总统同处一方，难道会提醒人们大清皇帝像大清总统吗？不，它让人难忘的倒总是提醒人们，民国的总统也许不久的将来会是民国的皇帝。不幸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已不只是可能，而是有人已在一步步地做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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