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话就长了。不久前，有个洋人与我吹牛，他问我，他们西方人种族有贵贱之分，能不能识别。我说不能，他便告诉我：‘凡我们西方人到中国，虽寄居中国很长时间，形体不变、状貌如一的，必是贵种；若一到中国，居住未久，便形体大变、挺胸凸肚的，必是贱种。其间缘故很简单，中国食品，价格便宜，贱种一到，即放口大嚼，不用多久便会膘肥体壮。’你看那袁世凯甲午战争以前，本一乡曲穷措大、无赖之徒，不久暴富暴贵，位至北洋大臣，于是造洋楼，置姬妾。等到解职还乡，又营造府第，广置园圃，穷奢极欲，于享乐一道无所不至其极。与西洋人之贱种一到中国，便敞开肚皮大嚼，有何差别！庄子曾说过，嗜欲深者，天机必浅。孟子说，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所以别人称袁世凯为豪杰，我却认为他不过贱种一个而已。”
听得梁敦彦鼓掌大笑，说：“汤生，你这张嘴太过刻薄了。”
穷居幕府二十余年的辜鸿铭，沉郁下僚，宦海浮沉，骨鲠在喉，令他常郁懑不已，其志难伸，常议人论事，尖酸刻薄，如今梁敦彦这么一说，辜鸿铭叹道：“在如此天下，你我唯只一张嘴还能胡说八道，为何又要虐待它呢？说说也可免得憋出毛病来，别人能刮地皮，争官做，你我过过嘴瘾，又有何不可呢？”梁敦彦深有同感，说：“当年在香帅手下，有许多遗闻逸事，哪几件没有你老兄呢？这且不说，只是目下，我还有一事不明，现今国会请愿汹汹，汤生兄有何看法？”
1908年，光绪和慈禧死后，载沣即以预备立宪笼络人心，宣称1909年内各省成立谘议局，一帮早在1906年清政府预备立宪时，就已行动起来的立宪党人，现在积极从事成立各省谘议局的活动，以控制各省谘议局。同时于1909年10月纷纷宣扬早开国会，组织各省谘议局到北京请愿。后来，先后连续组织了四次请愿，清政府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令立宪派人士伤心绝望，具称，“希望绝矣”！此时正热热闹闹。
辜鸿铭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说：“国会请愿，令人有说不清的感觉，香帅生前，就不敢轻言宪政。此时我想起了诸葛武侯的前出师表，那才真是一篇货真价实的国会请愿书，武侯所谓宜开张圣听，即是请开国会。所谓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即是请立宪。西洋各国当日所以开国会立宪者，其命意所在亦只欲得平明之治耳。现在朝廷果能开张圣听，则治必明。如此，虽无国会亦有国会，不如此，虽有国会亦如无国会。如朝廷能视官民上下贵贱大小俱为一体，陟罚臧否，无有异同，则治必平。如此，虽不立宪亦是立宪，不如此，虽立宪亦非立宪。所以我说出师表就是一篇真国会请愿书。
“今日各省代表所请者，不过是发财公司股东会，非真国会也。因为真国会之意即在得平明之治。得平明之治，则上下自为一体，然后国可以立。股东会之意在争利权，一国上下皆争利权，无论权归于上、权归于下，国已不国，还谈何权利呢！”
粱敦彦听后，不禁问道：“只是你这般说来，以君子之心视人，如果是一个公司，大家以君子待经理，不查帐，无报告，卷款不追究，谁来投资呢？”
辜鸿铭听完，不禁脸有怒色：“天下之道只有二，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
二人这一长谈，不分白天黑夜，从朝廷到民间，从官僚到百姓，从西洋到中国，一阵神吹海聊，把一腔书生意气，报国经世之意致用无门，发泄个透。两人虽已来京，列名外务部，然不过帝国千万官僚之不足道一员而已。虽然有致用报国之心，却是无所措手脚，朝野上下，浑浑噩噩，令人窒息，心中愤懑，压抑不住，发泄出来。
此时，东方已白，酒已罄，人意已阑珊，辜鸿铭二人举目一望，但见整个京师已蒙上白朦朦细雪一片，显得白茫茫一片世界，一股凉气渗人，路上行迹，全被细雪蒙住，神思恍惚间，二人真有今夕何夕，不知何所去的感叹，不禁齐出长长一声叹息。
不久，辜鸿铭从快要断气的大清王朝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功名。1910年1月19日，年仅三岁的宣统皇帝宣布赏赐进士。此时科举早废，所以只有颁赏进士。辜鸿铭以“游学专门列入一等”的资格，获赏文科进士。和他同榜的还有严复和他的学生伍光建。另外还有一位叫王劭廉，名次是严复、辜鸿铭、伍光建、王劭廉。文科进士之外，詹天佑、魏瀚获赏工科进士。令辜鸿铭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名次居然排在严复之后，夹在师徒二人之间，心中有些不平，对人愤愤然说：“严复不过把人家种的东西培养一下，人家已经倾倒的东西扶一下，有何创见？有何贡献？”
言下大为不平，颇有看不起严复这位被奉为近代翻译鼻祖的意思。而他辜鸿铭也是搞翻译的，不过他是首位把中国典籍译成西文的中国人。
辜鸿铭此时已由外务部员外郎、侍郎而晋升左丞（相当于部长助理），对大清王朝的暮气感受日深，对于普通百姓困窘的生活深表同情，借当日之禁售彩票发表过一段辛酸看法：“无分得足以祸民，本国法所宜禁，此乃言礼教之常耳。如近日禁售彩票，盖亦恶民之惯以无分得也。然而也应看时局如何？今日天下多穷无聊赖之人，有时购买一纸彩票，得者无论矣，即不得者，亦尚可作旦暮希望，聊以博人生之趣。今并此人生之趣亦绝之，吾不知穷无聊赖者以后更作何聊赖耶？”对于当今的中国文化，中国时局也已颇感失望。
获进士赏赐时，适逢来京结识的朋友瑞仲兰来贺，两人闲谈之中，辜鸿铭忽想起曾看过一本日本人写的书，对瑞仲兰说：“中国今日如此沉疴不振，犹夜郎自大，记得曾看过日本人冈千振衣光绪十年游中国写的一部书，书名叫《观光纪游》，当中有一段话很耐人寻味，他是这样写的：‘中土士大夫重名教，尚礼让，志趣高雅，气象温和。农工力食者，忍劳苦安菲素，汲汲营生，孜孜治产，非我邦所能及也。而士人谓经艺，耗百年有限之力于自首无得之举业，及其一博科第，致身显贵，耽财贿肥身家，喜得忧失，廉耻荡然，不复知国家之为何物。而名儒大家，负泰斗盛名者，日夜穿凿经疏，讲究谬异，金石说文二学，宋明以前所无。顾炎武、钱大昕诸家以考证为学以来，竟出新意，务压宋明，纷乱拉杂，其为无用，百倍宋儒。其少有才气者，以诗文书画为钓名誉，博货贿之具，玩物丧志，无补身心，风云月露，不益当世，此亦与晋时老庄相距几何？吏胥奴颜婢膝，奉迎为风，望门拜尘，欺己卖人，自为得计。商贾工匠，眼无一丁，装貌炫价，滥造粗制，骗取人财，此犹可以人理论者。其最下者，狗盗鼠窃，不知刑宪为何物！立门乞怜，不知秽污为何事！其人轻躁扰杂，喧呼笑骂、此皆风俗颓废，教化不行者。呜呼，政教扫地，一致此极。而侮蔑外人，主张顽见，傲然以礼义大邦自居。欧美人之以未开国视之，抑有故也。’而当道光末年徐继畲出使西洋，归国撰《瀛环志略》，国人哗然，以其吹捧洋人，攻击惟恐落后，最后被迫去职，令人感慨不已。自来我中国士大夫至于平民，夜郎自大惯了，被别人嘲笑，也不足奇怪。时至今日，慕欧美者，又何前倨而后恭也？看来这些人只知责己，不知责人，那有什么出息！”
瑞仲兰听后大笑，说：“闻君才名四播，学贯中西，一时俊杰，本以为君已飞黄腾达，不料却久居人下，屈抑不伸，是何道理？”
辜鸿铭回答说：“不拜客。”
“怪不得如此啊！”
两人相对大笑。
辜鸿铭继续著文追念张之洞，终于于1910年同时完成两部书。
《张文襄幕府纪事》，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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