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改期的。”秘书说道。谭政说：“不行，我要去问问他们，哪能这样不负责任，劳民伤财？”秘书反复劝他不要再问了，可谭政还是坚持要问。无奈，秘书只好实话实说了。谭政听完后，就再也不说话了……谭政从九江蹲点回京不久，即接到中共中央决定，调他去福建任第五位副省长。可是，这个副省长的椅子还没有坐热，新的灾难，又一次无情地降到他的头上。
1967年隆冬，北国已是白雪皑皑，滴水成冰，南乡福州，却秋韵未尽，绿荫浓浓。马路两旁，主于粗壮的榕树，刚劲挺拔的玉兰树，枝繁叶茂，翠绿欲滴，仿佛是绿色的飘带，绵延在市区内的大街小巷，给这平静的福州，又增添了清新秀美之感。此时，“文革”已经进行了八个月，住在福州市内五峰山军区大院里的谭政（他是不久前为回避红卫兵冲击，经省委决定由省委招待所交际处迁到这里的），无心浏览榕城的自然风光，一场不样的厄运，似乎马上就要降临。
接连几天，台风阵阵，阴雨霏霏，寒冷异常，市区内市民居住的二层结构、普遍从东向西顺风倾斜的木板房，发出吱吱的响声，似乎很难招架住这逼人的风寒。厄运果然发生了。福州军区卫校造反派学生二十多人，在林彪的唆使下，臂带红袖标，深更半夜闯入谭政家中，把他捆绑起来，押解到北京。尔后，在各总部、各军兵种及各院校，谭政与彭德怀、黄克诚等一起，轮番接受批斗，坐“喷气式”，被拳打脚踢，“文革”中发明的各种“刑罚”，应有尽有，苦不堪言。从此，谭政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文革”监禁生活。
八年里，谭政先是和罗瑞卿关押在一起，以后又分开。开始被关到北京卫戍区教导队“什坊院”。在此院被关的，还有彭德怀、黄克诚等人。按照住房的序号，他们被称为1号、2号、3号。l号是彭德怀，2号是谭政。谭政的监房比别人昏暗得多，别人的门窗朝前，门窗一壁，而谭政的监房要通过一所过屋才能进去。窗子封得严严实实，外边已安着一个漏斗状观察窗，见不到一点阳光。一天到晚，室内极度昏暗，特别是阴雨大，室内白天黑夜没什么两样。
这样，谭政本来就压抑的心情更加深重。他一天到晚不说话，也很少在室内走动，往往是在一个地方许久许久地站着，有时瞪着两眼，呆呆望着，眼皮不眨一下。他的内心痛苦超过了极点。他的神经己有些失常了。后又被转移，关在公安部办的政法大学里。前后换了好几个地方，具体都是什么地方，谭政自己也搞不清楚，深院壁垒，无向可辨，无人可问。在阴暗潮湿的“囚室”里，夏日闷热，蚊虫叮咬，呼吸都感到十分的困难，冬天寒冷，无任何取暖设备，谭政只能合衣而卧，蜷曲着身体，以抵风寒。吃的“囚饭”，除了窝头、咸菜，无任何可引起食欲的饭菜可言。
八年里，谭政的身心受到了极度的摧残，政治生命降到了他人生的最低点，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也降到了他人生的极限，病疾相伴，无药给医，谭政险些送命。后来，谭政自己曾伤心他说：“我这个参加秋收起义的红军战士，井冈山上的共产党员，古田会议的参加者，经过爬雪山、过草地，长征二万五千里，竟然在‘自己’的监房里蹲了八年！”一次，毛主席问：“那个谭政哪里去了？”这才把谭政从监房中放出。
此时恰是1975年元旦过后不久的春节前后。谭政放出后，先是住在中组部招待所，长时间生活上没人过问。老同志、老朋友前来看他，谭政一见面便失声痛哭！老秘书前来看他，他竟然哭得老泪纵横，像是个孩子。并说：“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啊！”人们突然发现，谭政大将的神经已有点不正常了，说话用语迟顿，腿脚不灵，耳朵发聋，真像一个小老头了。同志们见到谭政被折磨成这种模样，都感到吃惊，并关切地问：“谭老，你是为什么蹲监房的呢？”谭政的回答十分干脆：“不知道。”当秘书问起他在监房里的情况时，谭政摇摇头，说道：“八年了，别提它了！”谭政对秘书和看望他的同志说起出来后的情况：“许多人来看我，那天耀邦同志来了，很关心我的生活。”说着说着，止不住又落下了热泪。“我是出来了，但就这么呆着，也不是个办法，总得有点事情做才行啊！”谭政还惦记着工作并对秘书说。秘书给他出主意：“您给叶副主席写封信，把你的情况说一说。”谭政觉得此办法不错。第二天就给叶副主席写了一封短信。叶剑英接到谭政的信以后，很快把信批给了此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邓小平立即把这封信转给了毛主席，并作了批示：
主席：
谭政无大错，建议安排军委当顾问。
当天，这封信送到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毛泽东也想到了谭政这个湖南老乡，老部下，老相识。当初正是毛主席“那个谭政哪里去了？”才把他放出。今天，毛泽东又在经邓小平批示的谭政的信上，用粗粗的铅笔画了一个很大的圈，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于是，1975年8月，谭政出任中央军委顾问，对他所受的政治迫害，予以平反。谭政大将又穿上了他视为生命的军装，恢复了往日的殊荣。谭政穿上军装去看叶帅。在西山叶帅的住所，他握住叶帅的手，泣不成声。叶帅看到谭政虽有好转、但仍无法掩饰的落魄身心，心中犹如刀绞般的难受，他的喉咙硬咽了。坐了片刻，恢复了一下激动的情绪，叶帅对谭政说：“谭政啊，你出来工作，是邓小平同志建议，毛主席批准的。你呀，身体不好，能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不要像过去那样一个劲儿地干，身体不行不要勉强。”谭政的耳朵已经背了，没有听清。叶帅只好又说一遍。谭政明白后激动地对叶帅说：“能工作了，我就要尽量给党多做点事情。”告别叶帅时，叶帅又特意送给了谭政一个助听器。此后，谭政又去看了徐帅等老同志、老朋友、老上级，谭政的心情，身体，精神，处在慢慢的恢复中。谭政以坚强的毅力，锻炼身体，做着恢复工作。谭政虽然行动不便，据他的秘书回忆，有时走路直跺脚，就是迈不开步，但上任后，仍然深入边防海岛去看望部队，回到井冈山看望老区群众，还回到东北解放战场去巡视。正在谭政身心状况逐渐恢复，并踌躇满志地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由于身体被迫害的虚弱，加上一个新的、意外的打击，使他永远地失去了工作能力，在医院的病榻上，艰难地走完了他人生最后八年的旅程。
1980年4月25日。北京五棵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南楼高干病房。谭政病榻。
北京的四月，阳光明媚，微风阵阵，万木逢春。座落在五棵松地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南楼高干病房，亭台楼阁，平顶白墙，远远望去，显得十分威武壮观。院内丁香株株，松柏参天，花草遍布，气息幽幽，这是一个闹中取静，治病疗养的好去处。这里有一个经历坎坷、阅历非凡的特殊病人，他就是年已七旬的共和国大将军谭政。与谭政同住三层治病疗养的，还有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身经百战的将军韩先楚和越南领导人黄文欢等。
谭政入院后，经医生、专家会诊，确诊为“脑血栓”病，需住院长期治疗。此次谭政住院，既是林彪长期政治迫害、身心摧残所造成的直接恶果的继续，又是这种迫害的余毒对谭政的再次刺激而直接引发。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一个地位相当高的人来谭政家里看望谭政，并对谭政说：“谭主任，你在延安作的那个政治工作报告，不能算作你的著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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